王大虎

王大虎:亚历山大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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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居鲁士征服小亚半岛各希腊城邦以来,当地希腊人一直在进行反抗。在爱奥尼亚人[12]反对波斯人的斗争中,雅典(Athens)曾给以支援。大流士为了惩罚雅典,于公元前492年出兵越过色雷斯(Thrace)攻入欧洲,开始了长达43年的波希战争,战事历经大流士(Darius)、薛西斯(Xerxes)三位帝王,最后与雅典约和。

波希战争后,希腊各城邦繁荣起来。希腊北部的马其顿(Macedonia)受希腊文化影响,迅速发展成强国。公元前337年,希腊各城邦承认马其顿的X,并议决远征波斯。

公元前331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Alexander,公元前336—前323年在位)在波斯本土击败波斯王大流士三世。不久亚历山大挥师东进,进入伊朗东部的呼罗珊(Kharasan)地区,在今阿富汗赫拉特(Herat)建亚历山大城。希腊军队还夺取了卑路支(今伊朗、巴基斯坦交界处)和锡斯坦(伊朗东南部),波斯帝国土崩瓦解。

在攻占波斯本土后,希腊军队继续向中亚推进。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攻占巴克特里亚,继而又占领今阿富汗的坎大哈和喀布尔。得手后,希腊军队乘胜北渡阿姆河,向粟特省进发。同年夏,亚历山大占领粟特首府马拉康达(Maracanda),即今乌兹别克斯坦之撒马尔罕。在苏对沙那(Usrusana,位于今忽毡与撒马尔罕之间),粟特军队对希腊入侵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亚历山大杀死当地居民2万余人。不久希腊军队便东临中亚北部草原与南部农耕区之间的天然界限锡尔河。河南的农耕X与河北的游牧民都奋起抵抗,亚历山大本人在居鲁士城之战中身负重伤,而被杀的中亚人民为数达8万。希腊人经过苦战获胜,夺得锡尔河沿岸7座城。为了防御锡尔河以北塞种游牧部落的进犯,希腊人在与我国X为邻的费尔干那盆地的忽毡筑了一座城名Alexandria Eschate,意为“最远的亚历山大城”,留重兵驻守。希腊军队还出师阿姆河以北地区,深入荒漠地区与塞人作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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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马其顿帝国陷于四分五裂。原巴比伦郡守塞琉古(Seleucus)独立,占有帝国的亚洲部分,史称塞琉古王朝。塞琉古及其子安条克一世(Antiochus I)在中亚修建了许多军事性坞堡,迁移希腊人、马其顿人充实其间。这些坞堡后来大都发展成为城镇。希腊语是城市上层流行的官方语言。不久塞琉古王朝也四分五裂。公元前3世纪中叶,大夏和粟特郡守希腊人狄奥多塔斯宣布独立,数年后里海东南的帕提亚(Parthia,安息)郡守也起而反对塞琉古王朝。

希腊人在中亚建立的据点多分布在交通要道上,这些城镇中的许多后来发展成商业中心。如果说波斯帝国对中亚的征服,使从中国到欧洲和北非的丝绸之路的中段,即从中亚到地中海东岸的交通线变得更加通达的话,那么亚历山大东征又使欧洲与中亚建立了直接联系。至此,丝绸之路的中段和西段部分已经畅通无阻。

亚历山大大帝作为辽阔希腊帝国的创立者,他的名字留在东方许多X的记忆中。我国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通过种种中介渠道也听说了亚历山大大帝的事迹。北宋时我国西北可失哈儿(今X喀什)的突厥族伟大学者可失哈里(Kashghari)在其著作《突厥语辞典》中,在描述突厥诸部的起源和高昌回鹘的起源时,都曾提到西域突厥人中有关亚历山大故事的传说。

南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在描述“遏根陀国”即X亚历山大城时说:“相传古有异人‘徂葛尼’于濒海建大塔,下凿地为两屋,砖结构甚密。一窖粮食,一储器械。塔高二百丈,可通四马齐驱而上,至三分之二。塔心开大井,结渠透大江,以防他国。兵侵则举国据塔以拒敌。上下可容二万人。内居守而外出战。其顶上有镜极大,他国或有兵船侵犯,镜先照见,即预备守御之计。[14]这里提到的古代“异人徂葛尼”即亚历山大大帝的阿拉伯文名称Dhu al-Qarnayn的音译,而文中所描述的“大塔”,即著名的亚历山大灯塔。

元宪宗蒙哥即位后,向手下大臣问计。蒙古宫廷中的X大臣牙剌瓦赤曾以亚历山大大帝的事迹为例向他进谏。今藏北京图书馆的明抄本《X药方》卷三“杂证门”在“撒福非·阿思他黎西”方下解释说,此方是古医人阿思他黎西(按,X:Arastatails)为亦西刊达而国王(按,XIskandar)造者,故名。Iskandar是波斯人对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的称呼,所以“亦西刊达而国王”就是亚历山大大帝,此医方用以命名的古医人“阿思他黎西”(Arastatalis)乃古希腊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X),他是亚历山大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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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是一个小X,没有力量在政治、经济上持续地影响西域。在塞琉古王朝瓦解,中亚希腊化X建立后,中亚的希腊文明很快进入了从“本土化”到为当地文明所吸收的过程。

公元前140—前130年间,大月氏越阿姆河而南,征服了希腊化的大夏王朝。张骞于公元1X到达阿姆河以南时,月氏人正“臣畜大夏”。不久整个大夏领土几乎都处于月氏的控制之下,大夏希腊王室后裔的残余势力被迫退居今喀布尔河以南和南亚地区。

占据中亚的希腊人在佛经中被称为“庾那”人,即爱奥尼亚人;据守于大夏南部和印度北部的巴克特里亚第二王朝的残余势力,后来在佛典中称为“天竺奢竭国”[15]。它们长期保持着希腊文化。德米特里国王的部将、希腊人弥阑陀后来成为国王,他在印度文化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佛典中有经名《那先比丘经》和巴利文《弥阑陀王问经》(Milinda-Panha),记载了来自克什米尔的高僧那先比丘的生平,以及他与北印度大秦国阿荔散城(今X亚历山大城)人、希腊化巴克特里亚王朝X者弥阑陀的问答式对话,劝说弥阑陀国王信奉佛教的故事。希腊移民首领弥阑陀国王原来不信佛教,“喜读经学异道,悉知异道”。后向那先比丘询问佛法,共同就人的精神与身体、善恶果报、生死轮回、佛的真实性、佛教修行规则、比丘与僧团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最后弥阑陀皈依了佛教。

除了文献材料以外,还有一些碑铭记载了这些希腊移民信仰佛教的情况,如供养佛舍利、向寺院施舍门、石柱、水池、物品等。后来大月氏的佛教正是从印度西北地区和巴克特利亚传承下来的。

弥阑陀时代的银币、铜币上反映出希腊文化与佛教文化交融的特点,币面铭文既有“救世主”(Sofer)、“正义者”(Dikios)这样的希腊王号,有时还有希腊文字母拼写的梵文“虔信者”(Dhramaka)和X的图案。佛经中说,弥阑陀让王位于其子后便隐退了。

随着马其顿人东征,大批希腊人、马其顿人和波斯各族人来到东方,高度发达的希腊宗教和文化,特别是雕刻术也传入中亚,对后来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希腊艺术的影响之下,佛教造像艺术发展起来,成为希腊风格与印度风格相结合的一种新艺术,人们常称之为犍陀罗艺术。后来这种造像艺术经月氏(贵霜)人的介绍,传入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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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腊、罗马人眼中的东方和中国

亚历山大的东征是东西交往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情,它第一次使欧洲人与内陆亚洲人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中亚的希腊征服者和他们的后裔比他们的前辈更多地了解了东方。他们把东方的消息传回欧洲,使留在欧洲本土的同胞对东方的兴趣大增。

希腊人已经通过某种渠道接触到轻薄美丽的丝绸,他们把丝绸称为Ser,即汉字“丝”的音译,他们也知道丝绸产自亚历山大所征服的领土的东方,即希腊化中亚诸国之东,他们把这个出产丝绸的国度称为赛里斯(Seres),意即“丝国”。由于丝绸是经过许多中介人辗转运到欧洲的,所以希腊人并不知道这种织物的纤维是从哪里得到的。欧洲人所习于穿着的是羊毛织物,因此他们起初凭借想象,自然地认为丝是某种特殊的羊毛。但是欧洲无论哪一种羊毛也不可能纺织出如此美丽的纺织品来,这就使得希腊人对丝绸的好奇心大增。

许多年过去了,经过坚持不断地打听,欧洲人终于得知,丝是一种从树上采来的羊毛。罗马帝国时代的作家老普林尼(Pline L’Ancien)在其成书于公元77年的《自然史》中说,赛里斯人这个X“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16]。欧洲人经过千百年的时光,用种种渠道打听来的这个答案并不正确。他们仍然把丝称为一种羊毛,又以为丝是一种长在树上的白色绒毛。实际上丝是一种动物蛋白纤维,而不是植物纤维。但平心而论,与过去相比毕竟与真理接近了一步,因为蚕是一种与桑为伴的昆虫。

直到2世纪大秦王安敦执政时代,包撒尼亚斯(Pausanias)在写作其《希腊志》时,才了解到中国的丝产自于一种称为Ser的昆虫,即蚕。他说:“赛里斯人用作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它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是另有其他来源。在他们的国内生存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而赛里斯人则以另外的名字相称。”他说这种小动物与蜘蛛相似。毫无疑问,这种小昆虫就是蚕。包撒尼亚斯虽然比他的前辈更准确地了解了丝的来源,但他显然仍是通过间接途径了解到丝的生产过程的。他接着说,赛里斯人用笼子来饲养这种小虫,这种小虫制造出一种在它们的足上缠绕的细丝。一季蚕需要养五年,前四年一直用黍作饲料,直到第五年才改用绿芦苇来饲养。这种小动物十分喜欢绿芦苇,拼命地吃,直到撑破肚子死去,丝就留在其肚子中[17]。

古希腊人的地图学同他们的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与中国的制图学传统不同,希腊制图学以球面作为基础。大约在公元70—80年(东汉时),马其顿商人马埃斯(Maes Titianos)曾派遣手下人沿陆路赴赛里斯国贸易。大约1世纪末,地理学家马利努斯(Marinus de Tyr)利用当时人写的游记,编撰了一部地理著作,其中也提到了赛里斯国,但这部著作今已不存。2世纪中叶,希腊学者托勒密(120—170年)把古典制图学推到高峰。他的8卷本《地理志》中,有6卷写了各地的经纬度数值,精确度达到1/12度。托勒密利用了马埃斯手下人前往中国的见闻录,并摘取和修正马利努斯的著作,描述了塔里木盆地的自然概貌。他对所谓伊麻奥斯(Imaos)山外侧的斯基泰人的叙述如下:

伊麻奥斯山斯基泰人的四至如下:在西部与伊麻奥斯山内侧的斯基泰人及塞种人地区,以沿北向山脉的弯道为界;北部是一片未知之地;东部是赛里斯国,沿着一条直线而划分,其边缘地区的经纬度大致分别为150度和63度,160度和35度;在南部是内恒河流域的印度的一部分,按照上述各线边际相接处的纬度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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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X特霍芬(von Richthofen)、斯坦因(Aurel Stein)和戈岱司(George Coedes)的意见,伊麻奥斯山相当于帕米尔。这里描绘的是葱岭地区斯基泰人。其北方,即乌孙人和康居人占据的伊丽河、都赖水(塔拉思河)草原,对希腊人来说是一片“未知的土地”。其东方是赛里斯,确切地说,指东汉控制下的西域。

托勒密对赛里斯国的描述中,最引起研究者兴趣的,莫过于他对赛里斯国(按,今塔里木盆地)及其南部的河流的记载,他说:

赛里斯国的绝大部分地区由两条河流所流经:奥伊哈尔德斯河(Oikhardes,按,应指塔里木河),上文已经提到,有一源头在奥扎基亚山区(按,应指天山)附近;而在阿斯米拉亚山(Asmiraia,按,应指昆仑山脉的一部分)为另一源头,位于174度、47度30分的地方;在卡西亚山(按,应指昆仑山)附近有一弯曲处,位于160度和49度30分的地方;在这同一山脉中又有其第三个发源处,位于161度和44度15分的地方。一条叫作博提索斯(Bautisos)的大江,在卡西亚山附近有发源处,位于176度和39度的地方;在埃模达山(按,应指喜马拉雅山)附近,位于168度和39度的地方,有一弯曲处;这一山脉中还有一发源处,位于160度和39度的地方。[18]

 

上述奥伊哈尔德斯河的X支流,应分别相当于塔里木河的X上源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和于阗河。即发源于奥扎基亚山区附近的,是喀什葛尔河,或阿克苏河;发源于阿斯米拉亚山的是于阗河;而发源于卡西亚山脉的第3条支流是叶尔羌河。但托勒密未言及上述三河汇流后下游的流向和所经地。

托勒密时代绘制的地图今已不存。据文艺复兴时代人们推测,托勒密的原图与威尼斯人罗斯散利在1561年复原的托勒密地图相去不远。今天学者们常用的就是这份复原图。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Istanbul)阿亚索菲娅(Aya Sofya)图书馆藏有一份盖有奥斯曼国王巴也只惕(Bayezid)二世(回历886—918年,公历1481—1512年)印玺的阿拉伯文托勒密地图(收藏号No.2160)。这份托勒密图与罗斯散利复原图基本相同,只是方向相反,上南下北。在亚洲的东北部,两图都明确标出了奥伊哈尔德斯河的X上源及其汇流处。但同托勒密的文字说明一样,未绘出三源汇合后的下游河段。

 

 

4.马背上的帝国——匈奴

 

从商周到春秋时代,在中国北方曾经出现过“荤粥”(音“勋育”)、“狁”(音“险允”)等部落。西汉时代史学家司马迁认为他们是匈奴的祖先,并称他们是夏后氏的苗裔,称为“淳维”。此说不可信。匈奴人不是操汉藏语的X,不可能是夏后氏的后裔。匈奴人的族属不清楚,蒙古国学者为拉长本族历史,力主匈奴为蒙古族祖先。从历史记载来看,匈奴可能与操突厥语的X关系更密切些。战国时代,匈奴的中心在漠南河套和阴山(今内蒙狼山和大青山)一带的头曼城(今内蒙五原县),对战国时代的燕、中山、赵、秦诸国形成重大威胁。秦汉之际,匈奴X了西域,中西陆路交通处于匈奴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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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冒顿单于的故事

 

秦统一中国后,为消除匈奴对中原的威胁,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大军10万北征。秦军击败匈奴后,在今河套以南地区(即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与陕北地区)设置了44个县,并移民实边,从内地强征刑徒到“河南地”屯垦。第一个在史籍中留下名字的匈奴首领是头曼,学者们一般认为头曼这个名字是突厥语Tumen,意为“万”,或“万户”。匈奴的首领称为单于。头曼单于无法抗御强大的秦军,只得率众北徙。蒙恬死后,秦朝大乱,诸侯并起叛秦,被强征戍边的士卒纷纷逃走。头曼单于乘机南下,重新夺取“河南地”。

匈奴单于的X称为阏氏,一般有好几位。头曼单于之子名冒顿,原先被立为储君。后来头曼单于所钟爱的阏氏生了少子,头曼遂有心废冒顿,而改立少子。大约是废长立幼不合规矩,头曼没有明目张胆地废黜冒顿,打算用心计除去冒顿。当时匈奴的东邻是东胡,西邻是月氏,都十分强大。头曼与月氏结盟,把冒顿作为质子送到月氏。质子实际上是人质,以保证结盟的可靠性。一旦匈奴背盟,月氏就有权杀死质子。头曼把冒顿送到月氏为质以后不久,就发兵进攻月氏。月氏大怒,欲杀冒顿。冒顿得讯后盗得月氏宝马逃归匈奴。

冒顿逃归后,头曼对他的勇气十分称赞,让他统领1万名骑兵。冒顿决心杀父篡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使军队绝对服从其指挥。冒顿制作了一种鸣镝,命令练习骑射时均以他的鸣镝为号。鸣镝所射的目标就是诸军射杀的目标,有不从者斩。在围猎鸟兽时,冒顿常发鸣镝。凡不按他指示的目标发矢者,不论如何精于骑射,立斩不赦。为了考验部下对自己的号令是否听从,有一次冒顿突然以鸣镝射向自己的宝马。冒顿的左右随从中有些人知道这匹马深受冒顿喜爱,恐号令有误,不敢随而射之。冒顿为严格军令,竟杀死了那些不敢射的随从。后来,他又安排了一次考验。他竟把鸣镝射向自己的爱妻,左右随从中虽知鸣镝所指便是目标,且有过上次的教训,但毕竟这次目标是首领的爱妻,结果又有一些随从不敢放箭。冒顿没有宽恕这些仁慈的随从,下令把他们处决。

经过这样严格而非人道的训练,冒顿的部下终于明白,鸣镝便是冒顿号令诸军的信号,而鸣镝所指则是冒顿必杀的目标,无论是谁都不例外。任何人只要敢于怀疑鸣镝所指目标是否正确,便被视为违背军令,引来杀身之祸。过了些时候,冒顿再一次把鸣镝射向自己所心爱的马。众将立刻一同发矢把这匹马射死。这次考验使冒顿知道,自己的部下成了一支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的可靠的军事力量。现在他所需要的只是机会了。

匈奴人除了放牧以外,也常狩猎。狩猎既是谋生的手段,又是演习骑射技艺的机会。冒顿把杀父自立的念头埋藏得很深。虽然他一直在暗暗地准备起事,但却一点风声也不露。头曼对冒顿的异心也未警觉。当头曼召冒顿随同他一起出猎时,冒顿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他在狩猎途中突然把鸣镝射向自己的父亲,而他的部下毫不考虑这次鸣镝的目标是匈奴的最高首领,竟一起随鸣镝发箭射之,使头曼单于死于乱箭之下。杀死头曼单于之后,冒顿立即夺取了匈奴的X权。为根除后患,他下令除去那位头曼单于所心爱的阏氏及其所生之子。诸大臣凡不听命者,也尽数杀之。

东胡听说冒顿杀父自立以后,派人出使匈奴,以武力胁迫匈奴把头曼单于的千里马送给东胡。冒顿召集X臣问计,诸将均以为头曼的千里马是匈奴的宝马,宁与东胡绝交也不能交出。冒顿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保持与东胡的睦邻关系远比一匹宝马重要,遂下令把头曼单于的宝马送给东胡。东胡得到匈奴的宝马后,以为匈奴惧怕自己,又提出要匈奴单于的阏氏。冒顿又召集X臣商议。诸大臣都很愤怒,认为不能答应东胡的无理要求。冒顿仍然认为用一名女子换取与东胡的和平是值得的,遂把这位阏氏送给东胡王。

东胡王把匈奴的忍让视为软弱可欺,举兵西侵。东胡与匈奴之间有大片空旷土地,广约千余里。东胡王要求匈奴承认这片弃地属于东胡。冒顿向X臣征求意见,大臣们均认为此地处于两国之间,不涉及匈奴根本利害关系,给不给东胡无关紧要。冒顿大怒,认为土地是国家的根本,如何能轻易让人。遂下令处决主张放弃这片土地的大臣,立即出兵征讨东胡。东胡王轻视匈奴,没有防备,被冒顿一举击破。匈奴掳获了大批人民畜产,变得强盛起来。

冒顿利用秦汉之际中原大乱的机会,集中力量先击败月氏,然后南并楼烦,又重新占领蒙恬设县的“河南地”,拥有“控弦之士”30万,成为威胁中国北方的强大武装集团。

冒顿单于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匈奴传》中有详细的描述,它向我们展现出一幅匈奴的风俗图。头曼单于在谋杀自己的儿子冒顿时毫不怜悯,而冒顿在计划复仇时对自己的生身父亲亦无眷恋之心。冒顿单于为了训练部下,不惜以自己的爱妻为靶子。这一切都说明在匈奴的显贵家族中,与X相比较,亲情显得很淡漠。匈奴X虽然钟爱好马、美女,但对立国之本——土地和牧场更为看重。匈奴X对自己部下有生杀大权,匈奴将领用鸣镝指示目标的办法在战场上号令着诸军。

 

 

(二)万里长城

 

战国时匈奴兴起于北方,成为严重威胁中原农耕社会安定发展的因素。当时中原七强国齐、楚、燕、韩、赵、魏、秦中,与匈奴为邻有三国:燕、赵、秦,它们无不为匈奴入侵的边患而忧虑。中原军队主要的传统突击力量是战车。每辆战车以数匹战马牵引,车上搭乘数名武装人员,各持戈、弓等兵器作战。战车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步兵。战车列队协同行动,可在敌军的步兵阵中横冲直撞。由于战车有强大的冲击力,中原各国纷纷倾其所有大造战车,以致东周春秋时代一国实力的高低以拥有战车的数量来衡量。大国称为“万乘之国”,指那些一次可出动1万辆以上的强国,弱小的国家称为“千乘之国”,一次也能出动千辆以上的战车。

战车这种装备是在中原诸国互相争斗兼并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随着北方游牧X入侵的日益严重,战车阵这种中原传统作战法遇到挑战。匈奴军队主要是依靠骑兵,赵国通过与匈奴多次交战,发现中原国家习用的战车面对匈奴灵活的骑兵,显得极为笨拙。匈奴军人身着短小贴身的衣服,适于骑射,而中原传统的宽体长袖的战袍却限制了军人发挥自身的战斗力。于是公元前4世纪末,赵武灵王下令改革中原传统战袍,放弃战车,改用骑兵,即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胡服骑射”。

战国时的七个强国,每国的幅员和国力都已经相当强大,有实力征发大量X修筑大型防卫工程。面对匈奴铁骑的一再南下侵袭,与匈奴为邻的诸国不约而同地想出了修筑长城的主意。秦国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而立志改革的赵武灵王也开始修筑长城。这条赵长城从代北(今河北蔚县)开始,傍阴山而下,至高阙(今内蒙临河县西北)为止,沿长城设置了雁门、云中和代诸郡。后来燕国也开始修筑长城,从造阳至襄平,沿长城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列国各修长城的目的是求自保。但战国纷争仍给匈奴以可乘之机,使诸国边患不断。

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才使中原作为一个整体与匈奴对抗。秦始皇派蒙恬将士卒10万北击匈奴,因山依险把原先存在的秦、赵、燕长城连接起来并延长,东起辽东(今中朝边界鸭绿江边),西至临洮(今甘肃岷县),长达万余里。这就是万里长城。汉武帝击败匈奴之后,又把长城向西延伸至河西走廊西端的阳关,与西域的楼兰相接。中国的长城的名声也传到遥远的西方。4世纪时罗马作家阿米安·马尔塞林(Ammien Marcellin)在其著作《事业》中说,赛里斯国有一道墙环绕。这道高墙就是长城。

长城不但是X人民抵御游牧X入侵的工事,也是农耕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区的界限,可以说长城内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按照汉初与匈奴达成的协议,“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国”,受治于汉朝。世界上许多X在历史上出于防卫目的修筑过长城,但只有中国的长城最长,历史最为久远。这与中国北方数千年来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对抗历史分不开。

西汉初年,汉与匈奴和战相续。史书中保存的汉朝皇帝与匈奴单于之间应答的国书和双方使臣交谈记录,既是汉、匈两个国家之间的外交往来纪录,也是两个X之间意识交流的写照。匈奴单于在其至汉朝的外交文书中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或“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而汉朝致匈奴国书中仅称呼“匈奴大单于”,这是因为汉人认为天命所立的只有皇帝。

匈奴向汉朝皇帝赠送的礼品一般是:一峰骆驼、二匹骑马、四匹驾车的辕马。汉朝回赠礼品常为丝绸衣服、黄金马具、腰带、各色锦缎数十匹。中原的丝织品远较匈奴粗陋的皮毛衣物精美,匈奴X多好丝织品。通过与汉人的交往,一些匈奴人产生了忧患意识,认为匈奴全国人口不过汉朝的一个郡,之所以能威胁汉边是因为衣食自给,无仰于汉地。如果匈奴举国上下都追求华美的丝绸,则匈奴就将成为汉朝的附属。并认为汉朝的丝绸衣服不适于在草棘中乘马奔驰,汉朝所赠食物也不如匈奴的奶制品甘美。

2000多年前汉地和匈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都不足以使全社会的人均过上温饱日子。除去供X享用的部分之外,汉人与匈奴人在分配数量不足的衣食时约定俗成的原则区别很大。汉地是农耕社会,生产所获较为稳定。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氏族,其所居处也较长时间不变。所以汉人把供奉祖先、敬老看得很重,汉朝大臣因而讥笑匈奴“贵少贱老”的习惯。匈奴使臣反驳说,匈奴人把攻战作为头等大事,因为老弱不胜其力,所以习惯于把肥肉美食让给壮健者,这样才能保全老弱。同时匈奴使臣还指出,当汉X征发少壮戍边时,被征发者家中父老均携美食相送,这也说明汉地社会并不是一味敬老。汉人看不惯匈奴父子同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人无“冠带之饰”、国无“阙庭之礼”。匈奴使臣辩曰:匈奴实行“收继婚”制度是为了种姓的保存。汉人丈夫死,子弟不取其妻子,反而造成亲属疏远。匈奴不重上下君臣之礼,约束轻,易于行。汉人过于重礼仪,反而使上下交怨。

有些投附匈奴的汉人经过亲身体验认识到,汉、匈两个X不同的生活习俗是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并无高低之分。为匈奴辩护最力的恰恰是曾经护送汉文帝和亲公主入匈奴的使臣中行说。

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匈奴人“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在“主断狱讼”诸事时,由X“口白单于,无文书薄领”。匈奴虽然没有文字,但却任用一些降附匈奴的汉地文人为之服务。这些X士人教匈奴人书写以便于“校课人众畜物”[19]。他们所教的多半是汉字。匈奴与汉之间常有书信往来,保存在史籍中的均为汉文,说明匈奴与汉朝交往时使用汉文。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匈奴使者凭借单于的书信就能从东起乌孙、西至安息的广大地域内的国家得到饮食供应,说明匈奴与西域诸国也有文书往来。史料中没有提到这种文书是用何种文字写就的。匈奴人与西域交通很可能使用的是粟特文。

东汉初南匈奴在降附之前,曾派汉人郭衡奉献匈奴地图。这幅地图当然不会是匈奴人绘的,当系在匈奴生活的汉人所绘。匈奴人在与汉朝长期的交往中,逐渐喜爱上汉地文明。西汉X已经把中原乐器赐给匈奴,匈奴X十分珍视这些乐器,作为宝物世代相传。东汉光武帝时北匈奴曾提出,西汉时代赐给呼韩邪单于的乐器因年久损坏,要求朝廷再赐。东汉朝廷赐给南匈奴的器物中也有乐器。匈奴最具代表性的音乐是“胡笳”和“鞞鼓”。东汉时蔡文姬被南匈奴左贤王掠去,在那里生活了18年,把这种乐器和音乐带入中原。胡笳这种草原乐器受到汉地人民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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