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虎

王大虎:画革旁行的安息文

王大虎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使在那里看到安息以银为钱,其正面为国王像,阴面为X像。每当王位发生更替便更铸新钱。

《汉书·地理志》还提到,安息人“画革旁行为书记”,即以皮革为纸,书写与中原人从上至下的习惯不同,是从左而右,字体横写。安息语究竟是一种什么语言,光靠历史资料的记载很难给人以准确的认识。

普鲁士王国柏林人类学博物馆(Anthropolgical Museum, Berlin)分别于1902—1903、1904—1905、1905—1906和1913—1914年派出4批考察队深入我国X,集中在吐鲁番地区进行发掘。他们在吐鲁番寺庙遗址的沙土之下,发现了大量的卷子,估计是一个摩尼教团的聚集地。后来沙俄、日本和我国的考古学者在高昌故城又发现了一些卷子。

这些卷子被运回柏林后引起欧洲语言学家的兴趣,经过研究发现不少卷子是以中古西部伊朗语写成的。中古西部伊朗语粗分为两支,一支为南方分支,即中古波斯语(即Parsik),伊朗学者习惯上称为巴列维语。另一分支为北方分支,伊朗学者习惯上称为北方巴列维语,即安息语。西部中古伊朗语的这两个分支之间相当接近。专家们发现,部分吐鲁番摩尼教卷子是以安息语写成的。作者在卷子中把这种语言称为Pahlavanik。这应当是安息人对自己的语言的自称。因此有关安息语最详细的材料,是我国吐鲁番发现的叙述摩尼及其追随者的信仰经卷。

研究者们还发现,由于有些安息文卷子的经文在词汇、句法和词法上受到其他方言的影响,人们推测这些经卷是摩尼教徒从南方巴列维文翻译过来的。这些安息文卷子的书写年代尚不能确定。根据其中一些已经大致断代的卷子判断,以安息文(Pahlavanik)写成的卷子大致分属于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至少相隔两个世纪。

第一个时期的作品中有一些是关于摩尼及其信徒生平的作品。这些作品可能写成于4世纪末。已经明确断代的,或已经大致断代的作品中没有5—6世纪的。学者们因之假定,5—6世纪时,安息文(Pahlavanik)已经废弃,而萨珊王朝的官方语言南方巴列维语(Parsik)在东部兴起。伊朗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哒从东北部入侵,萨珊王朝的军队在东部建立军事据点以抵抗入侵的缘故。

第二个时期:7世纪时西突厥X了粟特。这时出现了以安息文(Pahlavanik)编写的宗教著作。尽管安息语仍然还在这一带地方流行,但在不知不觉中有了一些变化,逐渐发展到新波斯语的阶段。这个特点在属于第二阶段的著作中很明显,也即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分离。这些文书的作者尽力用古老的文言写作,但作品中不时会出现南方巴列维文(Parsik)的词汇和语法结构。

王大虎

(三)来华安息僧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安息也派使臣随汉朝使臣来到中原,中原与安息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安息使臣献给汉武帝的礼品是“大鸟卵”和“犁轩眩人”。所谓“大鸟卵”应当是鸵鸟蛋,而“犁轩”则指X的亚历山大城,是罗马帝国的代称。“眩人”就是杂耍艺人。

王大虎
王大虎

早在阿育王时代,佛教僧侣就到安息传教。安息王朝初期,领土曾东至今兴都库什山。至国王密特里达提(公元前123—公元前88年)时,南侵印度,夺取了印度西北部印度河和契那布河之间的叉始罗地方。贵霜王朝建立前后,安息也开始流行佛教。《汉书·西域传》说安息国“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同”。罽宾在印度西北克什米尔,早已流行佛教。

在原安息控制区,今阿富汗西部接近犍陀罗的迦尔拉巴特盆地,发现了一些一二世纪的佛塔遗址,出土的金质舍利容器上刻有佛像。安息在较长时期内主要流行小乘佛教。通过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来华的安世高和汉灵帝末年(2世纪末)来华的安玄的经历,及其译经情况,可了解当时安息佛教流行的情况。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3载安世高事迹,说他来到中国前,曾出家修行,“尤精阿毗县学,讽持禅经,略尽其妙”。安世高贵为王族太子,父死舍王位出家,可见安息佛教流行的程度,其国王公X崇奉佛教者必不在少数。“阿毗昙”即梵文Abhidhrama,译曰X、无比法;又音译为阿毗达摩,是论部的总称。早期的阿毗昙主要是“说一切有部”的理论著作。这一部派在宗教修行方面特别重视“禅观”,即通过禅定静虑来领悟早期佛教的基本原理。另一位安息人安玄曾以他本人口授、严佛调笔受的办法合作译出的《法镜经》[45]为大乘佛典。安玄是周游各地的商人,佛教居士,可见安息商人中也有不少佛教徒。

早期来华传播佛教的西域僧人中有不少是安息人,其中最早入华、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上面提到的安世高。安世高又名安清,但不管“世高”还是“清”都是汉名,安世高的原名目前尚不得而知。

据安世高同时代人“密”在《阴持入经注》中提到安世高曾经“捐王位之荣,安贫乐道”。三国时吴康僧会的《安般守意经序》也记载,安世高是“安息王嫡后之子,让国与叔,驰避本土”。这些都说明安世高曾经是安息国的王族。我国学者冯承钧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过安世高的身世,认为安世高是1世纪后期安息国王Pacorus二世之子Parthamasiris。公元97年Pacorus二世死,其弟Cosroes继位,Parthamasiris退而作亚美尼亚王,最后因政治原因放弃王位而出家。现有的安息王统世系一般是根据罗马拉丁作家的记载和传世的古币、碑铭排列出来的。据《后汉书·西域传》和《艺文类聚》“鸟部”卷92所引《东观汉记》记载,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安息王满屈向汉朝献狮子及条支大鸟。从时代上看,这位安息王“满屈”与安世高在安息时的年代很接近,他应当就是安息王统中的Pacorus,波斯语应还原为Pankar。

近年来马雍先生也作了研究,认为安世高不是满屈二世之子,而是Cosroes之子。占据安世高王位的“叔”即Cosroes的后继者Volagases二世。这里提到的Cosroes应还原为波斯语Khusru(汉籍音译为“库萨和”),其继位者Volagases应还原为波斯语Bulash。换言之,向汉朝进献条支大鸟和狮子的安息王满屈应为安世高之伯父,满屈死后,其弟库萨和(Khusru)继立。库萨和即安世高之父。库萨和死后,其弟布拉斯(Bulash)二世据其位,安世高被迫离国出走[46]。马雍的推论虽在细节上比冯承钧精密,但因安世高出身王族这一事实除了佛教典籍上的几句话之外,并无其他证据,所以很难确证[47]。

据《高僧传》记载,安世高在其父死后,曾游历诸国。大约2世纪30—40年代他在中亚、印度一带游历了10余年,至汉桓帝初年方至中国。而释道安的《经录》说安世高从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开始译经。由此推测,他到达中国内地的时间应在建和元年(147年)左右。至于他具体是如何到中国来的,已经说不清楚了。

安世高最大的成就是翻译了相当数量的佛教经典。虽然佛教史上传说最早来华翻译佛经的是摄摩腾和竺法兰,但至今尚未有一部佛经可以确指是他们翻译的。因此从佛经在中国的传播史角度来说,安世高是第一位主持在汉地翻译佛经的翻译家,在中国翻译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佛经的原本均非汉文,非经翻译汉人是无法懂得其含义的。所以在佛经翻译之初,外国僧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安世高初来中国时,正值中国佛教界迫切想了解佛经内容的时代,所以他的主要工作便是翻译佛典。据严浮调说他以“口解”或“文传”方式翻译的佛典达“数百万言”。僧祐的《出三藏记集》著录了他翻译的佛经有35部41卷。隋代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举出安世高所译佛经176部。而《开元释教录》说安世高所译佛典为95部。总之,在佛经翻译史上,安世高翻译数量之多是有名的。

安世高对佛经翻译的贡献不仅在于数量多,而且努力争取文质兼备。释道安说:“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僧祐在他撰写的安世高传记中说他翻译的经典“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历代的僧人都高度评价安世高的译文,认为他是早期佛经翻译者中水平最高的翻译家。

据《高僧传》记载,安世高除了佛经之外,对“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这是说安世高的教育程度很高,对西域图书知之甚多。“七曜”指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五行”亦指金、木、水、火、土五星。可见安世高对天文、医学也很有造诣。

由于安世高名声很大,中国佛教徒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南朝时慧皎收X料写《高僧传》时,就发现民间对安世高事迹众说纷纭、互有出入。

比安世高时代稍晚的是安玄,他是一位居士,在家修行,但也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他与安世高的中国弟子严浮调合作,由安玄口译,严浮调笔受,译出《法镜经》。《出三藏记集》卷13和《高僧传》卷1都收录了安玄的传记资料。

三国时来到北方的有安息国沙门昙帝,又名昙谛、昙无谛。按《高僧传》卷1《昙柯罗传》的记载,他在曹魏正元初年(254年)来到洛阳,他精于律学,在著名的白马寺中译经,翻译了法藏部的戒律《昙无德羯磨》一部。这是最早在汉地译出的戒律之一。

王大虎

还有一位安息人名安法贤,翻译了《罗摩伽经》和《大般涅槃经》。安息沙门安法钦从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至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在洛阳译出了《道神足无极变化经》、《阿育王传》等5部经典。

安世高等这些安息僧入华之初,都不通汉语,他们在中国寺院中讲经传道和承担翻译经典任务时,都离不开中国僧人的帮助。安世高的弟子中有一些人在史籍中留下了他们的事迹和姓名。安世高的中国弟子中最出名的是严浮调,又名严佛调,他是临淮人,是安世高的亲传弟子。除了协助安世高、安玄等胡僧翻译佛经外,他自己还撰写了《沙弥十慧章句》,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人最早撰写的一部佛教著作。

安世高的弟子还有韩林、皮业和陈慧,他们继承了安世高的学说,又转授他人。著名康居僧人康僧会就是他们的学生,也是安世高的再传弟子。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