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虎

王大虎: 草原丝路沿线X大迁移

王大虎(一)贵霜王朝

 

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在月氏人入侵之前,大夏的都城在蓝市城。大月氏人征服大夏之初,只满足于收取贡赋。后来便将自己的政治中心搬到阿姆河之南大夏故地,并以大夏的都城蓝市城为都城。《汉书》对此记载道:“大月氏国治监氏城。”

同一座城,《史记》称为“蓝市”,《汉书》作“监氏”,字形相近,但今音不同。大月氏的都城究竟是什么地方,“蓝市”与“监氏”哪一个写法正确,这是几乎每一位关心贵霜史的人都会提出的问题。

本世纪初法国学者沙宛(Edouard Chavannes)提出,蓝市城应指今塔吉克斯坦东部的巴达黑商(Badhakhshan)。研究亚历山大帝国历史的学者塔恩(W. W. Tarn)认为蓝市城指希腊人所建造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我国学者余太山认为指巴克特里亚首府巴里黑(Balkh)[1]。

从汉字构造学的角度看,“蓝”和“监”两个字的表音部位均为“监”,应当读音相同或相近。今天“蓝”字读lan,“监”字读jian,区别很大,是2000年来汉语变化的结果。一些研究古代汉语语音历史的学者指出,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与现代汉语有很多区别,其中最重要的差别之一便是上古汉语有复辅音。按照上古汉语复辅音构成的规律,汉代以前汉语中的“蓝”和“监”这两个字的声母也应当是复辅音gl-,配上韵母,其读音应作glam。这就是说,蓝市城和监氏城的原音应近于glam。

今阿富汗巴里黑以东,从阿姆河北之地前往兴都库什山要道上的吐火罗故地有一个遗址,被考古学家们判定为是唐代昏磨(Klum)城的所在地。这个昏磨城应当与蓝市城或监氏城是同一座城的不同音译[2]。

月氏人南迁定居后,约在公元前95年—公元前70年间分为五“部”,每部皆由一名“翕侯”(Yavugasa)率领。“翕侯”是月氏从东方带来的称号,意为“首领”,其地位仅次于王。乌孙、康居都有翕侯,它与后来的突厥官号“叶护”(Yapqu)是同一个词。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大月氏之五部为:休密,其治所在和墨城,距西域都护驻地2841里;二为双靡,治所在双靡城,距西域都护驻地3741里;三曰贵霜,治所在护澡城,距西域都护驻地5940里;四曰肸顿,治所为薄茅城,距西域都护驻地5962里;五为高附,治所高附城,距西域都护驻地6041里。后来在《后汉书·西域传》中高附翕侯的名号消失,代之以都密翕侯。这五个部应当是大月氏入侵之前大夏已经存在的五个地区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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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约在公元50年前后,五部翕侯之一贵霜翕侯丘就却的势力强大起来,消灭了其他四部,X号曰贵霜,自立为王。我国史籍中月氏(月支)、贵霜两个名称并用。

贵霜向西侵入安息,占领安息的东部木鹿城,至1世纪中叶,其境域北抵阿姆河,南达印度河上游。其最盛时疆域北达咸海、康居,南抵恒河,东越葱岭,到达我国X南部,是当时的西域强国。

大月氏西迁征服大夏后,从游牧转为农耕生活,并迅速吸收古代当地的波斯、希腊和印度文化。贵霜王朝地域辽阔,国内经济因地而异。南方以农业为主,风俗同于印度。中X期以来是南迁月氏人活动的中心,经济农牧结合,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北部以游牧经济为主,盛产马匹。

印度西北地区及毗邻诸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以后,已有佛教传入。公元前2世纪,巴克特利亚希腊人所建“天竺舍竭国”国王弥阑陀皈依佛教,因此可推测大月氏至迟在公元前1世纪已经开始接触佛教。

这一时期,在婆罗门教的基础上形成的印度教文化、波斯祆教文化与希腊文化同佛教文化交互影响。迦腻色迦时期有的钱币上刻有身着希腊式服装的释迦牟尼像,而周围是用希腊字母拼成的“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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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霜与中原虽然距离遥远,但早有间接联系。张骞在大夏时,曾看见产于中国南部的“邛竹杖”和“蜀布”。张骞曾询问其来源,大夏国人说从身毒(即印度)国买来。张骞发现大夏人喜爱中原的产品。

贵霜王朝时期,我国内地前往月氏的交通线主要是经过X南部,翻越葱岭的南线。20世纪60年X始建通连接我国X喀什与巴基斯坦西北边省的中巴喀拉昆仑公路时,发现了许多丝绸之路的历史遗迹。我国的丝绸、漆器经贵霜远销安息、罗马。罗马帝国的玻璃、宝石,印度的香料、象牙都经贵霜运销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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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犍陀罗艺术和卢文书

犍陀罗(Gandara)指古印度西北部地区,其中心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包括与之毗连的周围地区,西北到阿富汗东南部的哈达,东南到今印度河东岸,东西宽200多公里。境内西北多高山,东南是印度河谷地。犍陀罗曾是波斯帝国的一个省。亚历山大东征后,犍陀罗成为马其顿帝国的一部分。亚历山大帝国瓦解后,在这里生活着大批希腊移民的后裔。后来这些希腊移民建立了巴克特里亚国。印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曾遣使至此传播佛教。多次政治变迁使这里成为各种文化汇聚之地。

贵霜王朝最著名的君王迦腻色迦大兴佛教,迁都富楼沙(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后,犍陀罗成为西北印度的佛教中心,佛教艺术得到很大发展。艺术家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打破了过去不能在艺术作品中表现佛陀的惯例,以希腊神像为模特创造了大量具有希腊、罗马艺术特色的佛像作品。现代佛教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根据这种艺术品的出土地点,称之为“犍陀罗艺术”。

犍陀罗艺术源于公元前2世纪的大夏艺术。弥阑陀王钱币上有象征佛教的X,但当时尚未出现佛像。大批的希腊人在大夏定居下来,把希腊的艺术带入中亚。考古学家们发现大夏时期的文物、建筑都带有希腊文化的特征,有些遗物可以说是希腊文物的模仿品。贵霜时代欧洲的主要大国是罗马帝国,罗马艺术也通过希腊人后裔影响中亚。

犍陀罗艺术是在1世纪以后形成的,直至5、6世纪以后因哒入侵而衰落,它是一种在中亚当地大夏艺术的基础上,在希腊、罗马、波斯艺术影响下形成的新佛教艺术形式。犍陀罗艺术的核心是佛像雕塑艺术。学术界普遍认为佛像产生于贵霜时期,即1世纪,地点是犍陀罗。佛像首先在犍陀罗产生是因为希腊、罗马早就有制作各种神像的传统,欧洲移民把欧洲艺术带到这里,使当地深受欧洲艺术的影响。

这里保留下来的佛教寺塔建筑、佛教雕塑美术,都体现了希腊文化与中亚文化互相融合的色彩。其主要特点是,佛像身着希腊式披衣,衣褶厚重,富于毛质感,人物表情沉静,面部特征带有明显的欧洲风格:鼻高而直,额部X,头发自然波卷,装饰朴素,神态庄严。

犍陀罗佛像按制作工艺和质材可分为两大类:即塑造佛像和雕造佛像。塑造佛像按所用材料也可分为两类,即白灰膏像和泥坯塑像。白灰膏塑像的材料是石灰、石膏和细砂,颜色白中微黄。在佛教造像中,这种塑像出现得最早,1世纪已经产生。目前保存最多的是在阿富汗的东部。在贵霜后期笈多罗王中兴时期,即4世纪末至5世纪初仍然大量塑造。哒时期仍有建造,并一直保持到突厥时期。泥坯塑佛像根据其造作工艺和所用材料再可细分为两种,一种是泥坯白皮塑像,另一种是泥塑像。泥坯白皮塑像是在粘土坯上加施白灰表层,再以颜料勾画形体和衣饰。泥塑像是直接以粘土塑成成形的坯,然后用颜料直接在表面勾画成形。泥坯塑像出现得相当晚,大约在6—8世纪,其式样逐渐向西域地方类型转变,并向周围地区传播。我国佛教寺院中的佛像多是这种泥塑像。

雕造佛像也产生于1世纪,但略晚于白灰膏塑像。犍陀罗的雕刻材料采用当地的青灰色或灰绿色石灰岩,石质较粗,含有云母结晶颗粒,雕像表面未经打磨而不够光滑。雕造佛像在2—3世纪发展很快,成为犍陀罗造像的主流,风格与塑造佛像不同。4世纪时石雕艺术迅速衰落,至5世纪时消失。

犍陀罗的佛寺中有塔,基座多为方形,角柱多为希腊式样,塔身上是浮雕的佛教故事。

犍陀罗艺术随着佛教的传播,曾经深刻地影响我国X和西北地区的石窟造像和绘画。

佉卢文是佉卢虱吒文(Karosthi)的简称。佉卢虱吒意为“驴唇”,故又称为“驴唇书”。这种文字的字母源于西亚的阿拉美(Aramic)字母,从波斯传入,自右向左书写。其拼写的语言为印度西北俗语,使用的中心地区为古代印度西北地区(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毗邻地区)、阿富汗、独联体中亚和我国X,流行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4—5世纪。

19世纪末西方“探险家”在X古于阗国和位于罗布泊地区的鄯善国范围内也发现这种文字拼写的文献,其中以鄯善国为多。我国发现的这种书多数是一些世俗文书,如国王的敕谕、公私信札、契券帐籍等,是研究鄯善国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法律、军事、交通风貌的宝贵资料。

最为引人注意的是,我国发现的文书X现了鄯善国5位国王的名称,先后在位约80—100年,相当于3—4世纪。这些佉卢文书中提到的史实有不少可与汉文史料相比勘。

X地区上古居民的主要成分是各种操印欧语的X。西汉势力伸及西域后,许多西域X学会了使用汉文,东汉时代的木简证明鄯善和且末一带曾经流行过汉文。佉卢文书的发现说明西域古代居民兼受东方汉帝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影响。我国X于阗在这个时代还发行过汉文与佉卢文字合璧的钱币,今称为“于阗马钱”。这种钱币在上个世纪一发现立即引起古钱币界的重视,被外国“探险家”大量掠往国外。统计在册的“于阗马钱”共有近300枚,多数收藏在西方各博物馆中,我国收藏的反而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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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来华的贵霜人

古时的佛教徒认为天下有四大国,即中国、印度、月氏和胡国(波斯及其以西诸国),其中东方的中国以人口众多而闻名,南方的印度以象多著称,西方的胡国以宝多知名,而月氏即贵霜以马多出名。在这四国之中,贵霜是当时东西往来的重要中继站,来自东方中国、南部印度和西方罗马的物产在这里交汇。20世纪30年X古学家在贵霜时代的密藏室中发现有印度的象牙雕和骨雕,中国的漆器,西亚的玻璃器、石膏塑像和青铜铸像。阎膏珍时代的金币是按照罗马金币的规格铸造的。据统计,迦腻色迦时代的各种铸币上有希腊、罗马神像6种,印度神像5种,伊朗神像17种。

贵霜因为与我国西域毗邻,因而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东汉初年,在班超及其子班勇经营西域时代,贵霜王朝曾与我国发生多次和战交往。当时在位的是阎膏珍之前的贵霜王索特麦葛斯(Soter Megas)和迦腻色迦。班超平定车师、疏勒之乱时,贵霜曾予以协助。公元90年贵霜因向东汉请婚遭拒绝后,派副王“谢”率兵7万越葱岭侵入东汉西域属地。班超在疏勒以坚壁清野之法坚守,贵霜军粮绝,最后双方约和。迦腻色迦时代贵霜的势力再次东越葱岭,及于我国塔里木盆地。《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汉安帝元初年(114—1X)疏勒王之舅曾被送往贵霜为质,后来贵霜又派兵护送他回国即位。《大唐西域记》提到,当时因畏惧贵霜武力而派送质子的河西诸国为数不少。迦腻色迦之后著名的贵霜王有波调(Vasudeva II)和寄多罗(Kitara),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记载,曹X帝封波调为“亲魏大月氏王”。

贵霜在佛教东传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三国时魏国鱼豢的《魏略·西戎传》[3]有一段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4]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门、白疏闲、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

《魏略·西戎传》中“曰‘复立’者,其人也”一句很难解释。上述有关大月氏使臣传播佛经的记载,在《世说新语·文字》篇注的引文中也有记载,不过“复立”写为“复豆”。《世说新语》的引文很重要,使原先不可通的句子豁然明朗:“复立”确实应作“复豆”。“复豆”是人名,即佛陀。看来在西汉时,《浮屠经》曾译称“复豆经”,后来改过译名。《复豆经》中提到的弟子号,有临蒲塞,即后来的优婆塞(男居士);桑门、疏门、晨门,相当于后来的沙门。译法不规范,说明时代早。《复豆经》可能是如同后来的《本起经》、《本行经》一类的讲佛陀生平的经典。这是史籍中明确提到佛教传入中原的最早记载。

贵霜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符合印度佛教教习的通常方法。口授佛经是佛教传统作法。甚至东汉时我国早期的译经,也多从口授。贵霜是佛教东传的重要中转站。伊存以后,东汉、三国时代,不少贵霜佛僧来到中原,向中国内地人民介绍佛教经典,他们在汉文史籍中被称为月支人。后来佛教经中国再东传X、日本,成为东亚地区最主要的宗教之一。

汉魏时代,中原人在称呼外国僧人时,往往在其名字之前加上国名的简称作为其姓氏,如印度简称为“竺”、安息简称为“安”、康居简称为“康”、贵霜简称为“支”等。

支娄迦谶又称为支谶,是贵霜人。根据《出三藏记集》卷7的《合首严楞经记》和《高僧传》载,他在东汉“桓、灵之世”,即147—188年间来到中国。初来中国的番僧虽然有些会说汉语,但多不会写字,支谶也不例外。他在洛阳寺院中翻译佛经,用的是口授笔录之法,即由他口译,中国僧人记录。协助支谶笔录的有汉人孟福和张莲等人。

东汉灵帝、献帝之世(168—2X)还有一位贵霜沙门名叫支曜,在洛阳很有名气。据《高僧传》卷1《康僧会传》记载,支谶有一位贵霜学生名叫支亮,是一位汉化相当深的月氏人。同传中还提到另一位月氏人支谦,是孙吴时人。他起初入华周游,后受学于支亮,学会六国语言。这些来华的贵霜人多从事译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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