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虎

王大虎:明教入华

王大虎

摩尼(Mani)于216年4月14日生于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即巴比伦的苏邻国(Suristan)。这里当时是安息王朝的一部分。其父亲跋帝(Patig)不是当地土著,祖先为安息王朝中心地区人氏。跋帝在安息王朝末年从故乡迁至美索不达米亚。而其母亲满艳(Maryam)所出氏族金萨犍种(Kamsarakan),是亚美尼亚4世纪史家经常提到的名门X,自称源于建立安息王朝的王室安息(Arsak)族。所以,《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说:“摩尼光佛诞苏邻国跋帝王宫,金萨犍种夫人满艳所生也。”

3世纪初,波斯尚处于帕提亚人所建立的安息王朝的X之下,226年萨珊王朝取而代之后,并未能改变社会现实。摩尼从小看到人民的痛苦,觉得社会是罪恶的。据他后来称,在他诞生之前,天使已托梦其母满艳夫人示兆,说天将降大任于他。摩尼12岁那年,天使第一次指示,要他脱离洗礼教派,这些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他年轻时无疑研究过神学、祆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

摩尼24岁那年,自称受天使第二指示,要他建立并传播新的宗教。从这时起,他自视为圣灵和一切知识的化身,以及由神派遣到人世的“光明使者”。他开始向周围的人传教。最初并不成功,只有他父亲和另外两个信徒听信他。他认为从前各教先知们的教诲都是不完善的,甚至是被篡改了的,他宣扬只有自己传播的神示才是真正完整的真理。他还认为,先前的各种宗教只在局部地区有作用,例如,祆教行于波斯,佛教行于东方,基督教行于西方,而唯有摩尼教才是置之四海而行之有效的真理。他极力鼓吹摩尼教是在世界毁灭之前来代替其他各教,拯救人类的。摩尼创立的宗教虽吸收了琐罗亚斯特教、基督教、佛教、太阳神教以及诺替斯教(神秘主义的宗教)的思想,但并非上述各教的简单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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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年,萨珊王朝开国君主阿尔达希尔(Shahanshahi-yi Ardashir)逝去,其子沙卜而一世(Shapur)(242—271年)继立。摩尼由沙卜而一世之弟卑路斯(Firuz)引荐,结识了这位波斯君王,并受到其保护,允许传教。摩尼认为过去的先知都不会写书,而他则能亲自动笔。他写的书中绘有大量的插图,很受人们欢迎,所以他在短期内能与祆教一争高低。他写了一部书,献给沙卜而一世国王,书名为《沙卜剌干》(Shapuragan),意为“沙卜而的”(复数),记述摩尼教的宗旨。243年,沙卜而国王正式接受了摩尼为他写的这部著作。

摩尼教是一种二元论宗教,其核心是“二宗”、“三际”说。

“二宗”即明暗二宗,此为世界的本始,指一切事物都含有善、恶两端。摩尼认为明与暗是相邻两国,明据有北、东、西三方,暗占据南方。在明界中,充满着清静、欢乐,没有烦恼与忧愁,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明界的X者是明父(Zawan)。与明界相对的是暗界,是一个充满污秽的地方。摩尼用两种树来表达明暗二宗的概念,代表明的是“生命树”,代表暗的是“五毒死树”。

“三际”指世界发展的三阶段论,即初际、中际和后际。初际时,未有天地万物,但明暗矛盾已经孕育其中。中际时,暗侵入明界,明界大乱。摩尼认为现实世界是中际,在这个世界中善、恶相混,人们应助善除恶。后际时,世界再次分化为明暗两界,善、恶重新分开。

摩尼教与其他宗教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宣扬善战胜恶,而认为永远存在善恶矛盾,要将善与恶分离开来。

摩尼教在中国被称为明教或明尊教,又音译为末尼教、牟尼教、末摩尼教、妈妈尼教等。《佛祖历代统记》卷39载,唐武后延载元年(694年),波斯人拂多诞等携二宗经入唐。这是中国史籍初次提到摩尼教。但实际上,摩尼教传入中国民间的时间可能早于此[1]。

《册府元龟》卷971记开元七年(719年)六月“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乞伏天恩唤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令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此事亦见于《太平寰宇记》卷186,无可怀疑。据上述两次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文献中,武后时传教的是拂多诞,玄宗时是慕阇。按摩尼教等级,慕阇位在拂多诞之上。摩尼教在传入中国内地以后,继续向西北边疆地区传播。大历三年(768年),汉文史料中已有“敕回鹘奉末尼者建大云光明寺”[2]。

开元X(732年),唐X下令禁摩尼教,认为“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不久摩尼教在内地重新流行,究其原因,与安史之乱有极大的关系。回鹘毗伽可汗碑的汉文碑文,记载了763年在回鹘参与平定安史之乱时,摩尼教传入回鹘的经过:牟羽可汗在东都洛阳驻军时,有一位摩尼都高僧带了四位摩尼师入见,他们“阐扬二祀”(即二宗),“洞彻三际”。还精通摩尼教的主要七部经典,又“才高海岳,辩若悬河”,于是回鹘X纷纷表示信服。都督、刺史、内外宰相等官员均表达了“今悔前非,愿奉正教”的愿望。他们表示“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悟真,不可复事”。在皈依摩尼教后,回鹘人把过去的“刻画魔形”悉令焚毁。碑文还说,信奉摩尼教后,回鹘人的风俗发生很大变化,“薰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之邦变为劝善之国”。回鹘人接受摩尼教对促进东西草原丝路的交往起了很大作用,“自后慕阇徒众,东西循环,往来教化”[3]。

在回鹘文《牟羽可汗入教记》残本中,亦记载牟羽可汗接受摩尼教之事,说:“天王(按:牟羽可汗)与选民(按:摩尼教徒)讨论了两天两夜。第三天,天王斋戒,受到极大痛苦,他的心灵才有所动。……后来,牟羽天王召集了一个大会,他跪在‘选民’之前,乞求宽宥他的罪恶。”[4]

在回鹘皈依摩尼教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九姓胡。往来于回鹘、西域和汉地的胡商中许多是摩尼教徒,他们控制了回鹘的对外商业活动,对回鹘X有极大的影响。安史之乱中,因回鹘平乱有功,唐朝一直对回鹘采取优待政策。唐X优待回鹘的政策也延及摩尼教,所以对摩尼教也采取宽容政策,于是回鹘成了内地摩尼教的靠山。

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后,唐武宗因回鹘已无力保护摩尼教,下旨毁佛禁教,摩尼教亦遭禁止。而回鹘残部仍不断要求唐X安辑摩尼教僧徒。摩尼教虽然在内地遭到官方明令禁断,但在江淮一带民间仍然流行。现在有据可查的宋元时代的摩尼教寺院就有四明(今浙江宁波)的崇寿宫、温州平阳之潜光院、福建泉州石刀山摩尼寺、泉州华表山摩尼草庵。五代、宋、元、明、清时,中国各地出现的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如明教、白莲教等,均与摩尼教有关系。9X和11X,摩尼教徒发动了母乙和方腊X。现存的摩尼教遗迹有敦煌摩尼教壁画、吐鲁番的摩尼教寺院和泉州的摩尼草庵等。在甘州、西州的回鹘人中,摩尼教也流传了很长时间。

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者在泉州发现了一块汉文和聂思脱里突厥文合璧石碑,提到一位名叫“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的人,受命“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明教即摩尼教,秦教即聂思脱里教。这说明摩尼教在元代是得到官方承认的一种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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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摩尼教的寺院和僧侣

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卷子中,有一部摩尼教残经,名《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是开元十九年(731年)在长安的摩尼僧奉诏而写成的文献。其中有《寺宇仪》一章,介绍了摩尼寺的规制。摩尼寺一般包括一座“经图堂”,应当是放置经卷和图画的场所,相当于佛寺的“藏经楼”。摩尼善于用连环画的形式向徒众传教,所以除了经卷以外还有“图”。此外还包括一座“斋讲堂”、一座“礼忏堂”、一座“教授堂”、一座“病僧堂”。病僧堂是专门用来安置治疗生病的僧人的。这大概是我国古代医院制度的雏形。

寺院中“法众共居”,即过集体生活。每日的主要工作是颂读经典,“精修善业”。无论何人都“不得别立私室厨库”,也不许“畜奴婢及六畜等非法之具”。出家僧人的生活相当困苦,主要是素食,“每日斋食”。寺院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施主的供养,教规要求僧众“俨然待施”,即庄严体面地等待施主布施。如果布施不济,便“乞丐以充”。所以化缘讨乞是符合教法规定的。另一部摩尼教残经还具体说明,摩尼僧徒“年一易衣,日一受食”。在外游方时,“随所至方,清静住处,欢喜住止,不择华好”,体现了强烈的禁欲主义思想。

实际上,许多摩尼教寺院都经营田产。据X发现的畏兀儿文摩尼教寺院文书记载,摩尼寺除了所属的地产以外,还有许多工役,如做饭的、烤饼的、缝衣的、砍柴的、放牧的、养鹅的、木匠、毡匠和医生等。寺院还饲养马匹和牛[5]。

寺院中居于上层地位的有三种僧人。第一种称为“阿拂胤萨,译去赞愿首,专知法事”。“阿拂胤萨”是中古波斯语,afwrynst的音译,意为赞颂。他的工作是颂读经典,只有学问精深者方可担任。第二种称为“呼卢唤,译云教道首,专知奖励”。第三种称为“遏塞健波塞,译云月直,专知贡施”。

从表面上看,摩尼X张禁欲、平等,但实际上僧徒之间等级森严。《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中有一章名《五级仪》,把所有信徒分为五等:

第一,十二慕阇,“译云承法教道者”。

第二,七十二萨波塞,“译云侍法者,亦号拂多诞”。

第三,三百六十默奚悉德,“译云法堂主”。

第四,阿罗缓,“译云一切纯善人”。

第五,耨沙喭,“译云一切净信听者”。

上述五等中,前四等都要求“素冠服”,只有最后一种,即一般信徒可穿着普通衣服。

2. 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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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祆教的创立

祆教(Zoroasterism)在中国历史上又称为波斯教、火祆教、拜火教等,今天又称为琐罗亚斯德教,这是以X名称命名的。祆教的建立者琐罗亚斯德,一般在西方文字中写作Zoroaster,这是希腊人对他的称呼,波斯古经《阿维斯塔》(Avesta)称之为Zarathustra,这个名称由Zarath和ustra组成,意为“黄色的骆驼”,在古代汉文文献中音译为“苏鲁支”。

祆教教义来源于原始雅利安人的信仰。希罗多德说,塞人“在诸神中只崇拜太阳,他们献给太阳的牺牲是马。他们把马为牺牲来奉献的理由是: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中最快的太阳”。塞人的这种信仰在西域的古地名中也有反映,例如花剌子模(Khwarezm),在波斯语中意为“太阳之地”,而粟特(Sogd)则意为“火地”。

除了迁入中亚的雅利安人以外,波斯之地土著人,包括操闪语的X,例如亚述人,也有赞赏光明与火的习惯。因此可以说,祆教又是雅利安人和伊朗、中亚、波斯土著居民原始信念的产物。

祆教称拜火教。但拜火教并不能概括该教的全部教义。祆教的教义可概括为信奉善、恶两宗,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论宗教。祆教所崇奉的善端(Niki)是火、光明、创造、生活,其最高神为胡腊玛达,乃智慧之神,是世界善事之X。祆教中的恶端(Badi)是黑暗、污浊、破坏、死亡,其最高代表为安赫腊曼纽。他虽然很有力量,但在祆教教义中不是神,不能与胡腊玛达并列,他是一切恶的创造者。

按祆教教义,由于人们愚昧,易受蒙蔽,不辨是非,胡腊玛达派一位先知来为凡人指路。8世纪时,波斯有一部书《扎斯帕里》(Zaspari),记载了胡腊玛达与安赫腊曼纽的传说:世界的主神Zurwan(按:在摩尼教中译为“大明尊”、“明父”)无子,祈祷千年未得。在宰牲时怀疑天意,结果肚子里怀了两个孩子,一个代表善,即胡腊玛达;一个代表恶,即安赫腊曼纽。Zurwan曾许愿双生子中长子X世界,结果被安赫腊曼纽得知,遂抢先出世,而胡腊玛达则后出生。Zurwan不能食言,于是让安赫腊曼纽X世界九千年,以后永归胡腊玛达X。祆教的基本思想是反对安赫腊曼纽,反对提婆(div),认为他们是苦难的根源。

波斯帝国把祆教定为国教。阿黑美尼德王朝被希腊灭亡后,祆教表面上销声匿迹,但实际上仍在波斯人中流传。3世纪初波斯人X安息王朝,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萨珊王朝时,祆教很快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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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祆教入华

北朝时祆教传入中国内地。当时中国人已经知道萨珊波斯信奉祆神。《魏书·波斯国》云:“波斯国……俗事火神、天神……。”魏收的《魏书·西域传》原佚,后人取唐代所修之《北史·西域传》补之。《周书》卷50记:“波斯国俗事火祆神。”北朝时中原人了解西域阿姆河以北地区也奉行祆教。《魏书,康国传》称:“康国者……有胡律,置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康国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城郊阿卜拉昔牙甫(Afrasiyb)遗址。这里提到的“置于祆祠”的“胡律”,可能就是萨珊王朝时代编写的《阿维斯塔》。

《魏书·康国传》出现“祆”字,并不能证明北朝时已经有这个字。《魏书·西域传》取自于《北史·西域传》,而《北史·西域传·康国传》又全部采自《隋书》。故“祆”字虽初见于《魏书》,只表示始见于《隋书》而已。《隋书》修于唐初,所以“祆”字应为唐初新造字。唐人在使用“祆”字的同时,仍同时使用“天神”这个词来称呼祆神。如《通典》卷195引韦节《西蕃记》中关于康国人的记载:“俗事天神,崇敬甚重。”

祆教很早就传入我国西域和北方X。《魏书》卷101记:“高昌国俗事天神。”唐段成式《酋阳杂俎》记突厥人崇奉祆神曰:“突厥事祆神,无神祠,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酥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

建立北魏的拓跋X集团内,也有人信奉祆教。《魏书·灵太后传》记:“灵太后幸嵩高山,从者数百人,升于顶中,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隋书·礼义志》言北齐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同卷又载:“后周欲招来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其仪并从夷俗”,说明北朝时内地的祆教徒完全模仿波斯、西域的方式来崇奉祆神。

唐代祆教继续在中国内地流传。《长安志》引《两京新记》说唐代长安有四所胡祆寺。中国内地的祆教首领,汉文文献称之为萨宝、祆正、祆祝、穆护等。唐X仿北朝、隋旧制,给祆僧评定官阶品级。《通典·职官典》载:“视流内,视正五品,萨宝;视从七品,萨宝府祆正。”“视流外,勋品,萨宝府祆祝;四品,萨宝率府;五品,萨宝府吏。”

武威市博物馆收藏有一块唐初的祆教徒墓志。志文十行。墓主名阿达,是康国人。其祖父名扷达梁,因为与李唐王朝有密切关系,而担任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宝,负责祆教徒的宗教事务。死后,被追赠为武威太守。

《通典》卷193引韦节《西蕃记》关于康国人的记载,特别提到了祆教的葬俗:“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儿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迭衣,徒跣,抚胸号哭,涕泪交流。丈夫、妇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儿骸骨,七日便止。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其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

这种人死饲狗的X法,是祆教特有的。祆教认为狗是神圣的,人死后,以狗看尸。这种风俗也随祆教入华传入中国。《旧唐书·李暠传》记开元间,“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殓,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数千,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犯,发兵捕杀X狗,其风遂革。”

《新唐书》也录入这一段,但把“僧徒”二字改成“浮屠法者”,其他文字大致相同。我国学者林悟殊指出,不管是“僧徒”,还是所谓“浮屠法者”,都意味着他们不是世俗人家。唐代佛教没有X的习惯,古代中国也无X作法,更无弃尸于野任狗食之的葬法。而太原这些人的葬俗与《西蕃记》所记康国祆教徒的葬俗一致,所以这些“僧徒”应当是祆教徒。看来当地祆教势力相当大,以致于“前后官吏不能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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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入华土生的祆教徒改变本族葬俗的例证。祆教上层人士处在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X的习俗会受到人们的指责,所以有些人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土葬法。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引录过两块碑,一为鸳鸯七志斋藏的《隋翟突娑墓志》,其文曰:“君讳突娑,字薄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薄贺比多……春秋七十。大业十一年岁次乙亥正月十八日疾,卒于河南郡阳县崇业乡嘉善里。葬在芒山北翟村南东一里……。”翟突娑之父娑摩诃为大萨宝,是火祆教教长。翟突娑卒年七十,以此上推,其父任大萨宝当在北齐、北周之时。翟突娑生于太原,是中国土生的祆教徒,但后来离开太原转徙他乡。就在太原祆教徒仍然保持本族X旧俗的同时,他可能是迫于周围环境的压力,却按汉人习惯土葬了自己的父亲。

向达先生引录的另一篇碑铭是《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六卷第二号收载的《米萨宝墓志》。墓主为昭武九姓米国人。墓志记其丧事云:“春秋六十有五,终于私弟。时也天宝三载正月廿六日,窆于高陵原……。”“窆”意为葬下棺。前面提到的河西康国人阿达也是土葬其父的。

据《阿维斯塔》第一部分《辟邪经》(Vendidad)第3章,如果有人把狗或人的尸体埋于地里,半年不挖,罚抽1000鞭;一年不挖出者,抽2000鞭;二年不挖出者,其罪过无可补偿[6]。这些入华的祆教徒如果不是生活在汉文化的X大海之中,他们的葬法会受到祆教社团的严厉惩治。

从目前资料看,中国内地的祆教徒似以入居汉地的西域人及其后裔为主。其流行范围除了西域和北方X以外,以河西、关中、中原为主。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利用回鹘汗国灭亡之际,宣布罢黜佛法,并毁外来诸教,祆教遭到排斥。祆教僧在伊朗语中称为mugh,中国音译为“麻葛”或“穆护”。《唐会要·毁佛寺》记:“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7]可见至唐末中原至少已经有祆徒数千人。祆教虽然在唐武宗时遭到禁断,但至两宋时代,中国各地尚存有一些祆寺[8]。

 

 

3.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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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教东方教会

景教又称为波斯经教、秦教等,是我国唐代对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称呼,元代称为聂思脱里。这个支派现在几乎已不存在了。但在古代东方有相当的影响,并流传到中亚和我国。

基督教脱胎于X,其X是耶稣。耶稣的门徒深信他就是犹太X所渴望的“弥失诃”(Mesikh,“弥塞亚”),因此称他为基督,意为受膏者。耶稣去世后,他的门徒把他所讲的道理向东、西两方传去。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于313年正式下令保护基督教,并于325年在小亚的尼西亚城(Nicaea)召集罗马包括东方、西方所有主教会议,制定了教会历史上有名的尼西亚法典。会议肯定了“三位一体”的信条,声称耶稣既是“神”,也是“人”,既有“神性”,也有“人性”。但对耶稣“神性”与“人性”的结合的性质产生了不同的理解。有人将两性混合,有人将两性截然分开,互视对方为“异端”,彼此争论不休。

428—431年担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聂思脱里(Nestorius)对这个问题持有独特的见解。当时在君士坦丁教会里流行一种把耶稣的母亲马利亚称为“神之母”说法,但也有人称马利亚为“人之母”。聂思脱里认为马利亚不是神,她所生的是耶稣的人体,而这个人体是盛神的容器,他认为“神之母”的说法不符合“耶稣”使徒的教导,也未经过教会授权,而且带有“多神”的含义。他主张采用他老师美索不达比亚人狄阿杜(Theodore)的折衷说法,称马利亚为“基督之母”。聂思脱里说:“我把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分开,但在崇拜时又结合在一起。”

聂思脱里的学说遭到了亚历山大城的大主教西利勒的激烈反对,最后罗马帝国皇帝把双方都逮捕起来。聂思脱里被送回叙利亚,后来又被流放到阿拉伯,最终死在X的沙漠中,而西利勒不久被释放,恢复了大主教职位,最终“神之母”说获得胜利。

聂思脱里虽然死了,但其信徒却逐步向东发展,几乎遍及了整个东方教会。他们当时大都居于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流域。4X,聂思脱里派在当时萨珊王朝的京城塞琉西亚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与罗马教会一刀两断。他们推选了东方教会独立的大主教,正式接受了聂思脱里的信仰,放弃了圣职人员的独身制度,提倡素食,反对崇拜圣母马利亚。

聂思脱里教会的大主教驻于塞琉西亚—泰西封(Seleucia Ctesiphon),7世纪阿拉伯征服以后,他们才把总部搬到报达(Bagdad)城。X教宽容聂思脱里派,所以东方教会的传教活动非常活跃。他们派出传教士在从美索不达米亚直至中国沿海的广大地域内活动,管辖着25个主教教区,直到1370年才被帖木儿领导的军队所瓦解。古代东方教会在中亚和远东的全盛时期至少有60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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