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虎说事

王大虎: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

王大虎

14世纪50年代伊利汗国瓦解后,在西亚出现了奥斯曼帝国,很快与欧洲基督教势力发生冲突。1396年,奥斯曼皇帝巴也只惕(Bayazit)大败法国与匈牙利的联军。不久奥斯曼的军队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使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残余势力面临灭亡的境地。法国派出舰队驶入达达尼亚海峡,击败奥斯曼的舰队,法国军队在小亚半岛登陆,方解君士坦丁之围。但事隔一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卷土重来,打败法国军队。法国军队在撤退时,把东罗马的皇帝曼努埃尔(Manuel)也带到欧洲。曼努埃尔在欧洲各国呼吁援助,但无人响应。恰在此时,帖木儿的军队攻入奥斯曼帝国。在安卡拉附近的大会战中,双方出动近百万大军,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战败,巴也只惕皇帝本人也被帖木儿俘获,被置于铁笼中押往东方。这才解了君士坦丁堡之围,使东罗马帝国又X地存在了半个世纪。

帖木儿的兴起使欧洲基督教王公大为震惊。西班牙国王于1402年派出使团到近东考察。使团一行乘船经地中海驶入爱琴海,在小亚半岛登陆。使臣们在安卡拉谒见帖木儿后归国。后来西班牙国王再次派出以克拉维约(Klaviyo)为首的一支使团出使东方。帖木儿在击败奥斯曼军队后,返回东方。克拉维约一行经君士坦丁堡、特拉比松(Trabzon)抵桃里寺(Tabriz)。途中遇到X使团,遂结伴一同东行。历孙丹尼牙(Sultaniye)、马什哈德(Mashhad)、巴里黑(Balkh)、渴石(Kesh)等地,抵达撒马尔罕城。

据克拉维约叙述,帖木儿在接见他时,内臣把他引到御座旁右方的一个座位上。这个位子先前是中国使臣的专座。中国使臣到撒马尔罕来是向帖木儿催取贡赋。帖木儿在接见克拉维约之前,曾经考虑过西班牙与中国使臣的座次问题。内臣原先把西班牙使臣排列在中国使臣之下,但帖木儿不愿意,把克拉维约的座次移向前,超过中国使臣。克拉维约落座后,一位王公走到中国使臣之前,传达帖木儿的旨意说:帖木儿现在与西班牙的国王相友善,视之如己子;而中国使臣是帖木儿的敌人。把西班牙使臣置于中国使臣之前,是表示帖木儿对中国的不满。与中国之间的问题不日将解决,中国今后无需再派使臣前来催缴贡赋,帖木儿已经把对中国使臣的恩宠转赐予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还说,过去帖木儿对中国纳贡,后来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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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克拉维约在帖木儿宫廷遇到的中国使臣,应当就是明太祖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派往帖木儿帝国的使臣傅安。据《明史•西域传》“撒马尔罕”条和“哈烈”条记载,傅安在出使之前官至“给事中”,他的使团中有副使郭骥,从行士卒1500余人。傅安一行到达撒马尔罕后,被帖木儿拘留,在那里留居许多年。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朝再次派出北平按察使陈德文出使撒马尔罕,亦被留在那里。明成祖即位后,又一次派出使臣携带玺书和丝绸、礼品前往其地,仍被扣留。直至帖木儿死后,才由其继位人哈里于永乐五年(1407年)送回。据傅安归来后说,帖木儿拘留他之后,停止对明廷的朝贡,还派人带他遍游其国内各地,以显示其境土之广大。陈德文也遍历诸国,动员西域各地酋长来明入贡,大约是帖木儿阻挠的缘故,各国都推说道远不来。

克拉维约在帖木儿的宫廷听说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消息。他听说中国皇帝名“九邑斯汗”(Cayis Han),其意为“统有九邦之大帝”。而鞑靼人则称中国为Tanguz,意为“嗜食豕肉之人”。克拉维约所听说的中国皇帝的称号“九邑斯汗”有可能是汉语“九州之主”的翻译。他所听说的鞑靼人对中国的称呼Tanguz应当就是操突厥语X对中原人的称呼Tauqach的变异,元代音译为“桃花石”,指汉人。这个名称起源于突厥人对北魏王朝的建立者拓跋人的称呼。至于所谓“嗜食豕肉”,显然是因为明皇室之“朱”与“猪”谐音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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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维约还亲见帖木儿与中国使臣的对话。中国使臣说帖木儿已经7年不曾纳贡,特来责问。帖木儿回答道,中国皇帝要求他纳贡是理所当然的,但7年的贡赋一次补交数额很大,有困难,待筹措齐之后再派人到中国去。中国使臣对此回答很不满意,说这7年期间中国之所以没有追索贡赋是因为中国发生了变故。与帖木儿对话的这位使臣应当就是明成祖即位后派往撒马尔罕的使臣。

在帖木儿的军队远征小亚半岛时,曾带回一名德国人约翰•西特贝格(Johanan Schitbargar),他在帖木儿的军队中服役多年,在中亚生活了多年,至1427年才返回德国。他在游记中也提到了中国与帖木儿的往来。他说,中国皇帝派使臣带400匹马到帖木儿处索取贡赋,因为帖木儿不纳贡已经有5年。帖木儿让使臣到撒马尔罕,告诉使臣说,他今后不再纳贡。不久他将亲征中国,要使中国皇帝向他纳贡[14]。

帖木儿虽然与中国距离遥远,但他却十分关心中国的消息。克拉维约在帖木儿宫廷听中国使臣介绍中国的形势时说,中国皇帝死时,遗命太子三人分领全国,但大太子欲独占全国,侵夺两位兄弟的土地,造成兄弟兵戎相见。最后大太子兵败,举火X而亡,殉亡者甚多。这位明朝使臣所介绍的,就是永乐帝取代建文帝的“靖康之乱”。所谓大太子,即皇太孙建文帝。建文帝为巩固帝位,计划削除藩王的兵权,引起镇守北边的燕王起兵X,最后夺得X。

克拉维约还打听了前往中国的路程,他说中国的都城名“汗八里”[15],从撒马尔罕前往其地有6个月的路程。据他说,他们到达撒马尔罕之前数月,有一支拥有800峰骆驼的中国大商队来到。帖木儿把这支商队全部扣留,不放一人回去。帖木儿注意收集中国的风土、人情、地理、形势、人口、财富等情报,还派人到中国首都,在那里停留了半年,专事调查。调查者归来说,中国都城距海不远,其面积比波斯的大城桃里寺(Tabriz)大20倍。还说中国兵员众多,皇帝御驾亲征时,光留守后方的士兵便有40万之众。

在另一次宴饮时,作陪的有新到的各国使臣。其中有的来自临近中国的地区,这些地区过去曾经在中ą的X之下。克拉维约这次所遇到的使臣很可能来自东察合台汗国。

后来帖木儿病重,克拉维约取道不花剌、马鲁归国。他返回西班牙后,撰写游记,名《帖木儿时代从卡提斯至撒马尔罕游记》。不久,该书广为流传。西班牙马德里博物馆收藏了一部抄本,1582年首次刊行。抗日战争中,我国学者杨兆钧据土耳其文译本译为汉文,题为《克拉维约东使记》。克拉维约死于1412年,他对东方的访问比马可•波罗晚了近一个世纪,虽然没有到达中国,但从他的记述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到明代中国在西域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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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陈诚西使

明太祖、明成祖曾经派出过许多使臣出使西域,其中最著名的是陈诚。陈诚是江西吉水人,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生。年轻时曾应试中举。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春他奉命赴河西招抚撒里畏兀儿诸部。同年又赴安南谈判领土纠纷。建文三年(1401年)赴蒙古出使。这几次出使使他积累了与周邻X交往的经验。成祖即位后有志于“通四夷”,在官吏中挑选通晓边情的人才,陈诚在太祖时代的出使经历使他成为合适的人选。

帖木儿死后,帝国陷于混乱。1408—1409年(永乐六年至七年),帖木儿第四子沙哈鲁(Shah Rukh)[16]平定内乱,成为国君。沙哈鲁放弃帖木儿征服明朝的打算,采取与中国友好的政策。永乐十一年(1413年)秋七月,他从哈烈城(Herat,今阿富汗西部赫拉特城)派出的使团到达北京。明朝从朱元璋时代起不断遣使帖木儿帝国,希望建立两大强国之间的正常关系的打算终于有了结果。成祖为之振奋,派出中官李达等人组成出使西域的使团,护送沙哈鲁的使团归回,并回访其国。陈诚在使团中充任书记。陈诚动身前,友人胡广在送行时曾劝他在域外“考其山川、著其风俗、察其好尚、详其居处、观其服食”,出使归来后可查证旧史记传,纠正谬误,使之成为将来国家修纂国史时可以利用的资料。后来陈诚在出使中果然详记经历,归国后按胡广的意见撰写了《西域番国志》和《西域行程纪》。

次年正月使团从酒泉出发,历玉门、敦煌、哈密、鲁陈(今吐鲁番柳城)、火州、吐鲁番等地,在以上各地或停三五日,或稍留一日,于三月初五到达崖儿城(今吐鲁番交河故城)。使团计划取道东察合台汗国,所以在崖儿城停留17日,打听道路。此时东察合台汗国马哈麻汗因迫于瓦剌压力,刚在不久前率部众西迁伊犁河。使团一行只打探到马哈麻迁至“山南”某处,离开崖儿城后遂分为两个分团,一队向北,循别十八里方向而行,由李达率领;一路西行,陈诚与李暹均在此分团中。北行的分团经别十八里、仰吉八里等处一路北行。西行分团经托逊,跨越博脱山,在阿达打班翻越天山,到达孔葛思河(今伊犁河上游支流巩乃斯河)[17]。再西行便遇到马哈麻王派来迎接的使臣。使团在其地停留了 13天,于五月初继续西行,渡伊犁河而南。此时北路使团已至河北岸,陈诚等派出一名担任百户的X人哈三携带使团沿途所得善马回北京。

北路使团仍沿伊犁河北岸而行,而陈诚等沿过阿力马力山口 ,沿伊犁河南岸支流察林(Чарын)河而上,南行经今哈萨克斯坦的克根(Keгeн)市之南的爽塔石(Шан-Tac),陈诚记载此处“路北边有一石大堆,若矮山”[18]。再向西越天山支脉,从今哈萨克斯坦境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到达亦息渴儿[19]西端,沿湖北岸一路西行,至湖西岸,复向北穿越天山豁口,进入碎叶川平原,再西行复进入今哈萨克斯坦境,至塔剌思河畔之养夷城(Yengi Baliq)[20]。复西行至塞蓝(Sairan)[21]。李达的分团已经先期到达此地,两个分团合而为一。由此向西南,进入今乌兹别克斯坦境。经达失干[22] •继续南行至沙鹿黑叶[23] ,明使X人向沙鹿黑叶城首领也的哥儿哈班送去明X的赐品。由此西南行,至帖木儿的诞生地渴石。

由渴石南行不远便是粟特故地的南界拜孙套山脉,山中的铁门关自古以来是粟特与大夏的自然分界。明朝使团一路西南行,越铁门关,继续西南行抵阿姆河边的迭里迷(Termez)[24]。渡河X入呼罗珊地区,经八剌黑(Balkh)[25],沿阿姆河谷地而下,经安都淮(Andkhuy)[26]后南行,历买母纳[27]、丫里马力[28]、海翣儿[29]、车扯秃[30],由此转向西至马剌绰[31],复向东南,再一路向南行7日,至沙哈鲁驻地哈烈城[32]。

这次出使明朝使团途经16个国家,受到西域各X人民的欢迎,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团归国时,哈烈、失剌思[33]、俺都淮、撒马尔罕和今X的火州、吐鲁番等地的首领都遣使随团同行,向明朝入贡。

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使团与随行的西域各国使者到达北京。陈诚受到明成祖的封赏。次年秋,上述西域各国使团离开北京归国,明成祖命鲁安和陈诚与之同行,再次出使西域。此次出使距上次出使归来不过8个月。明X命使团携带礼品赐给驻守撒马尔罕的沙哈鲁之长子兀鲁伯[34]、安都淮的首领赛赤答阿哈麻答罕、哈烈的沙哈鲁和失剌思的首领亦不剌金。此行所取路线与上次出使不同,沿天山南路西行,从X喀什附近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并拟赴波斯的亦思弗罕[35],所以使团还携带了赐给费尔干纳盆地的俺的干[36]和亦思弗罕城首领的礼品。此次出使历时两年,陈诚等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四月回到北京。

与陈诚一起到达北京的有帖木儿帝国的使臣阿儿都沙。同年九月,阿儿都沙启程归国,成祖又命李达与陈诚同行出使西域,这次使团还携带了赐给使团所经地哈密王免力•帖木儿(Melk Temur)和亦力把里王歪思(Uais)的礼品。陈诚等完成出使之后,于永乐十八年(14X)十一月回北京。明朝的这次出使在帖木儿帝国的史料中亦有记载。

次年春,明X又计划派陈诚出使西域,但因为这年四月初八发生明皇宫突然失火的事件,明X下令“大赦天下,停止四夷差使”,这次出使未能成行。永乐X(1424),明X恢复与四夷交往,于四月间派陈诚出使西域。陈诚五月从北京出发,历数月抵甘肃,正准备出嘉峪关时传来明成祖去世的消息,停止向四夷遣使,于是陈诚被召回北京。

陈诚在十年间,三度出使西域诸国,为明朝与帖木儿帝国之间的和平交往贡献了力量,是一位值得X的人物。他归国后撰写的《西域行程记》记载了从我国河西前往今阿富汗西部地区的详细里程。他的另一部著作《西域番国志》记载了哈烈、撒马尔罕、俺都淮、八剌黑、迭里迷、沙鹿海牙、塞蓝、渴石、达失干、卜花儿(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养夷、别失八里、于阗、崖儿城、盐泽(今吐鲁番艾丁湖)、鲁陈、哈密等17处地方的见闻,是有关15世纪初叶西域人文、历史的重要文献,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

王大虎

(四)明成祖的国书

洪武年间,帖木儿一直忙于对外用兵,因此对明朝卑辞请和。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帖木儿向明朝贡马,并X称赞明太祖的伟大,说明太祖的福气超越万古,自古帝王未服之地,明太祖皆征服之。商贾来华都亲见中国都邑城池富丽雄伟。帖木儿“国中部落”听说明太祖遣送敕书,“恩抚劳问”,都“欢舞感戴”。

帖木儿来书中所提到的明太祖敕书原文今已不存。这封帖木儿答书的波斯文原文也已亡佚,保留至今的只是《明史•西域传•撒马儿罕》条中的汉文译文。上述《明史•西域传•哈烈》也提到了一次沙哈鲁时代与明成祖之间的书信往来。《明史》记载说,帖木儿死后,其孙哈里占据撒马尔罕,而其子沙哈鲁占据哈烈,互相不和,曾数度交兵。明成祖派都指挥白阿儿忻台携敕书出使沙哈鲁。敕书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各遂其生。我统御天下,一视同仁,不分亲疏。我曾遣使对你(按:沙哈鲁)能“虔修职贡,抚辑人民,安于西徼”十分满意。过去曾听说你与侄哈里骨肉相残,我很不以为然。宗亲相和,就能抵御外侮。如果连宗亲之间都不和,又怎能与疏者共处?从今以后,应当休兵息民,共享太平。

帖木儿汗国史书《两福星与两海洋之聚会》[37]收录了一则明朝皇帝致沙哈鲁国王的国书,其汉译曰:

大明皇帝诏谕撒马尔罕国沙哈鲁把都儿,皇天生万物,使凡在天之下,地之上,莫不熙然宁处。朕以皇天之灵,为天下万物主,寅遵天命,临御宇内黎庶,无有遐迩,一视同仁,期咸能安居乐业。前闻尔仁智过人,能遵天命,关怀民瘼,慎治甲兵,恩辑其属,朕甚嘉之。故遣使锡尔织金文绮、红绫、诸服,以表朕意。使至尔处,受命甚恭谨,遵事朕躬。大小人民,莫不欢跃,即遣使来朝,贡马匹方物,以明尔之忠诚,嘉锡殊宠,尔实应得无愧。前者元社既屋,尔之先人帖木儿驸马(Timur Fuma)能识天命,归藩太祖高皇帝,贡献不绝,以故朝廷加恩于尔遐僻之国,使得艾宁无事,人民亦皆安谧。朕闻尔能继先人遗志,恪守旧章。今遣都指挥(Dujihui)白阿儿忻台(Baial-Hintai),千户某,百户某,及随从若干人,赉敕赐尔织金文绮、红绫、诸服及他色物件,示朕眷遇之意,期此后信使往来,朝聘不绝,商旅安然互市,各遂其欲。尔从子哈里锁鲁檀,实尔懿亲,当务敦睦,宜信朕言,恪遵所命勿替。钦此。

 

把上述《明史》中所载明成祖的国书与波斯史书所记明朝皇帝的敕文相比较,立刻可以发现,两者源于同一祖本。《明史》所记较略,当是明成祖国书的节录,在波斯史书中记载较详,当是明成祖国书原文的波斯文本。波斯文中原本有一个与汉文“驸马”相当的词:“古列干”(gurgan),源于突厥语。而上述敕书的波斯文译文中,却不用这个词,把“帖木儿驸马”音译为Timur Fuma。波斯文译本遵从汉文敕书格式,凡遇到“大明“(Daiming)、“皇天” (Khudawand)、“ 太祖高皇帝”(Taizui Padshah A’li)等词时,均另起行顶格书写,足见是直接译自汉文敕书。

《明史》提到,沙哈鲁接到白阿儿忻台带去的敕书之后,遣使入明上表朝贡,所进贡品有狮子、西马、文豹等,但明代汉籍失载沙哈鲁的表文。值得庆幸的是,上述波斯史籍收录了沙哈鲁致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原文。表文起首句为:“沙哈鲁锁鲁檀致书大明皇帝陛下,敬问圣安”。然后谈到X教的信仰问题,说过去天降大智全能的阿丹(亚当),其子孙中亦不剌金[38]、木萨[39]、达伍德[40]、X都是别谙八儿[41]。他们传达的圣言,为各X所遵守。成吉思汗后裔居于钦察、波斯的两支都信奉了X教,希望明朝也皈依X教。

后来明成祖又遣李达出使波斯,沙哈鲁派出使臣白不花随李达回访明朝,向明成祖进献狮子和西马。明成祖于是派出李达、陈诚出使西域,又一次向帖木儿帝国朝廷递交了明朝的国书。这件国书的汉文原本今已无存,但其波斯文译本在帖木儿汗国史书《两福星与两海洋之聚会》中保留了下来。在国书中,明成祖没有正面答复沙哈鲁提出的希望明成祖皈依X教的要求,但称赞沙哈鲁是皇天派来XX之地的君主。信文在提及沙哈鲁国王时,与出现“大明”、“皇天”这些字眼一样另起行顶格书写,并以沙哈鲁的王号“锁鲁檀”称呼之[42]。由此可以看出,明X通过与西域的交往,了解到沙哈鲁X地域的广大,承认他是一方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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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沙哈鲁的使团

在明代访问过中国的波斯使臣的报告中,最著名的是盖耶速丁 •纳合昔(Ghiyath al-Din Naqqash)的《出使中国记》。据他记载,1419年,帖木儿王朝派出一支使团访问明朝,使团中不仅有沙哈鲁国王的使臣,还有驻守撒马尔罕的沙哈鲁长子兀鲁伯、驻守亦思弗罕的沙哈鲁次子亦不剌金等人的使臣。盖耶速丁是沙哈鲁之第三子拜升豁儿的使臣。他的名字的第二部分纳合昔(Naqqash)在波斯语中意为画匠,因此又被称为画师盖耶速丁。他在出使过程中从离开哈烈第一天起就逐日记笔记,记录他在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归国后依照笔记写出出使经过。

盖耶速丁所在的使团于1419年离开哈烈,恰在陈诚第三次出使西域之后。使团经巴剌黑抵达撒马尔罕。据他记载,2个月前撒马尔罕的X者兀鲁伯派出使臣随同到那里访问的一支明朝使团去中国。盖耶速丁等其他各位王子的使臣,与另一些明朝使臣一起启程前往中国。他们一行经过达失干、赛蓝后,进入亦力把力(东察合台汗国)境,当时其国内正发生内乱,歪思汗夺得X。迎接他们的是朵豁剌惕部异密。为躲避瓦剌人,他们沿陈诚出使路线逆行,经伊犁河上源支流孔葛思河(今巩乃斯河)和裕勒都思,翻越天山后西行,经吐鲁番、火州、哈密、嘉峪关、肃州、甘州和河北真定,于14X12月14日到达北京。整个旅途花费1年零20天。使团在北京停留5个多月后启程归国。经山西平阳、甘州、肃州、嘉峪关。在归程中,使团没有取道亦力把力,而是沿天山南路到达于阗,再西行经喀什噶尔、俺的干,由此转向南经吉萨尔(Qisar)、撒德曼(Shuman)[43]、苏尔汗河流域、迭里迷、巴剌黑等地,于14X8月29日返回哈烈城向沙哈鲁国王复命。其往返共计2年零10个月。

盖耶速丁的《出使中国记》与其他旅行记有很大的不同。多数旅行记是旅行者返回后根据回忆写成的,但盖耶速丁的游记则是根据他的日记整理出来的。这使他的《出使中国记》的可信性很高。盖耶速丁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看待明朝的政治、军事、制度、民情,一切对他都十分新鲜。他提到了中国边防的烽火报警制度:在明朝的边境上筑有许多烟墩(烽火台),互相之间的距离在视距之内。每座烟墩驻有10名士兵,一旦有敌情,立即燃烟。这样1日之内可将3月程之外的敌情传报北京。

他还记录了明朝接待外国来使的制度:使团到达边境后,边境官员把使团人数一一登记下来,使团所携带的行李也一一登记。入境后使团X除了贡品外,只允许携带必不可少的行李,其余行李均封存在边境,待使臣归国时领取。在明朝境内,使团的饮食、驼畜均由明各级地方机构负责。

这支波斯使团在经过河北真定时参观了当地的大佛寺,盖耶速丁说寺中有一尊鎏金大铜佛,佛有许多双手,每只手的掌心有一只眼,被称为千手佛,全国闻名。这个大佛寺原名龙兴寺,始见于隋开皇六年。寺中的大铜佛像是宋乾德年铸造的,高73尺,有42只手臂。元大德五年曾经重修过。波斯使团所见的就是元代重修过的寺院。

波斯使团在北京期间,明皇宫因雷击而起火,夜间火光冲天,全城都可看见。盖耶速丁说明成祖极为恐惧,到寺庙中告天罪已。这次大火就是《明实录》所记永乐十九年四月的皇宫火灾,把新建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付之一炬。

据盖耶速丁记载,14X3月间,明成祖出猎。在明成祖离京期间,他的一位皇子从一个名叫Tamnai的地方来京主持政务。查《明实录》,在京主持政务的是皇太子朱高炽(后来的仁宗),他X之前在南京。这个Tamnai是波斯文Namtai之讹。Namtai,即南台,在明四夷馆所编《X馆杂字》中,与地名“南京”相应的X字(波斯文)正是Namtai。南台即元代之御史南台,其驻地在南京。从元代起X人就把南京称为“南台”,这个称呼一直遗留到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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