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虎

王大虎:“买卖城”的贸易

王大虎

1581年,以叶尔马克为首的一些哥萨克人越过乌拉尔山,进攻金帐汗国的后裔失必儿(西伯利亚)汗国。叶尔马克本人在征服过程中被打死,后来沙皇派来援军,终于征服了失必儿汗国。俄罗斯哥萨克一直向东扩张,在额尔齐斯河、托木尔河、鄂毕河流域先后建立了许多城堡。17世纪初,哥萨克扩张到叶尼塞河、安加拉河、贝加尔和黑龙江。

随着俄罗斯向东扩张,许多俄国商人也来到东方。明末俄国征服失必儿汗国后,托木尔斯克城的俄商很快发现与东方人的贸易有利可图。1574年,沙皇下令凡布哈拉城的X商人、瓦剌和哈萨克商人携货物至上述俄国城堡贸易,一律允许,并免纳税[47]。今俄罗斯联邦的托木尔斯克和哈萨克斯坦的塔剌斯是瓦剌人与俄国人贸易的重要地点。俄国通过与X、瓦剌和哈萨克人的交往建立了与明朝的间接贸易关系。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俄国托木尔斯克城守波尔斯克派哥萨克伊万•彼特林访问中国。他经由鞑靼到达北京,返国时带回万历皇帝的敕书。满清入关后,沙皇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七年(1660年)连续派出使臣访问中国,均带回顺治帝的国书。俄罗斯利用满清主力入关的机会,侵占中国领土 ,引起中俄边界问题。

清初中俄两国在经历了反复较量之后,决定建立和平关系,于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允许两国商人互相交易。条约第五款规定:“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往来,并许其贸易互市。”[48]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俄商多取道尼布楚进入中国,前往嫩江流域。清理藩院对入境贸易的俄国商使有种种限制,如规定沙皇派出的每个使团人数不得超过200名,而俄国边境当局派出的使团则限定在50人以内。俄国使团每三年只许X一次。在京逗留期间俄国商使被安置在今北京东城玉河桥西的俄罗斯馆。18世纪初以后,俄国商使一般改道从贝加尔地区经外蒙、内蒙、X入京。

北亚地区向中原汉地输出的主要传统产品是皮毛。俄罗斯X西伯利亚之后,从被征服的东方各族人民那里强行征收了大批皮毛。据统计,1706年黑貂皮、松鼠皮、红狐皮在北京的价格分别是西伯利亚的3倍、5—7.5倍和3.3—6倍。巨大的价格差驱使俄罗斯力图把征收来的皮毛输往中国,获取利润。俄国商使不顾清X关于入京使团人员和年限的规定,一再派出大规模使团前来北京,有时使团人数竟高达800人之多。

在托木尔斯克的俄罗斯人通过与准噶尔有传统贸易联系的布哈拉X人,与中国贸易。这些来自俄属西伯利亚中部的X商人深入我国甘肃、青海。康熙七年(1668年),一支由X人率领的俄国商队从托木尔斯克启程,经额尔齐斯河上源进入准噶尔辖地,再越金山进入外蒙,最后经过内蒙、X到达北京。3年后这支商队返回托木尔斯克,后来到莫斯科X从中国运回的货物,赚取了 3倍的利润。以后,这条商道成为中俄之间的主要商道之一 [49]。

王大虎

雍正五年(1727)清X与俄国先后订立了“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划定了两国蒙古地区的边界。“恰克图界约”第4款规定,除按旧例允许200人以下俄国商队三年X贸易一次以外,“在两国交界处进行零星贸易者,可在尼布楚和色楞格之恰克图选择适当地点盖建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这种边境贸易市场周围建有“墙垣、栅子”[50]。就在同年,俄国方面开始于贝加尔湖以南的中俄边界俄方一侧的恰克图建造交易市场,而清X也在与之相对的中方市场建造了一座称为“买卖城”的交易市场。“买卖城”这个汉语地名至今仍然为蒙古和俄罗斯人使用。

“恰克图界约”的签订使中俄贸易有了巨额增长。18世纪后半叶,经过恰克图和买卖城的中俄贸易额已经分别占俄国整个外贸额的7%—9%和俄国对亚洲贸易额的67.6%。据俄方统计,1760年清朝贸易的关税收入占俄国关税总额的20.4%,至1775年,这个比例上升至38.5%。与之相适应的是俄国亚洲地区俄罗斯人的比例也迅速上升。在与清朝蒙古地区边境相近的色楞格斯克和伊尔库茨克人口增长的速度更快[51]。

这一时期,随着清朝平定回部和准噶尔战事的结束,今X地区与归附清朝的哈萨克部落的贸易也日见兴盛。哈萨克商人把从我国西北地区购得的货物运到俄属西伯利亚诸地,再贩回俄国杂货。西北地区与俄国的贸易使X、伊犁等边疆城市繁荣起来。

清初中俄尼布楚之战中,一些俄罗斯人投降清朝,被安置在北京。清X把这近百名归化的俄罗斯人编入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安排于镶黄旗的北京驻地——城东北角胡家圈胡同,与其他旗人一样由清X负责安排住处,供给衣食、年俸。俄国史籍称这些归化的俄罗斯人为“俄罗斯百人队”。康熙帝赐给这些俄罗斯人一所寺院,他们把它改为东正教堂,当地百姓称为“罗刹庙”。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图理琛访问游牧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后归国时,俄国曾派出东正教牧师随同来京。“恰克图界约”第六条规定人京的俄罗斯人居于俄罗斯馆。中方同意俄方的请求,在北京建造一所东正教堂。在两国签订界约之前,已有一名俄国东正教神父在京,清X同意俄方补派东正教教徒3人在此教堂居住。允许逗留北京的俄国人按照教规做礼拜。此后俄国每十年派出一批驻华东正教牧师团,至1949年共派出20批。

留驻北京的东正教牧师中有些人热心学习汉、满、蒙、藏文,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有些人回国后成为著名的汉学家,在俄国教授汉语和满语。清理藩院内也成立了俄罗斯文馆,选送八旗子弟学习俄文,培养与俄交涉人才。

4.文化交流的新时代

王大虎

(一)亚洲学院——四夷馆

明朝为了开展与周邻诸国和各少数X的交往,培养翻译人才,于永乐五年(1407年)设立了四夷馆。当时在四夷馆X开设了鞑靼、女真、西番、西天、X、百夷、高昌和缅甸等8个馆。四夷馆的长官是少卿,其下设有译字生和通事等,在编制上隶属翰林院。四夷馆的学生有一定的学制,完成学业后需经过层层考试,合格者国家录用为通事。后来随着对外交往的发展,原先教习的8种语言不够应付使用,明X又增加了八百、暹罗两个馆。四夷馆为了教习番语,分别编写了汉语与番语对照的字书,即“华夷译语”。此外还把周邻X的奏文编订成册,保存起来。明亡以后,清朝原封不动地接收了明朝的四夷馆。因为满人不是X,为避讳“夷”字,清X把四夷馆改名为“四译馆”。四夷馆是我国最早的亚洲学院。

“华夷译语”这个名称,目前在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狭义的“华夷译语”是一部具体的书名,即明洪武年间火原洁等编撰的蒙古语——汉语分类词汇表,此种“华夷译语”收在《涵芬楼秘籍》中。广义的“华夷译语”指明、清两代四夷馆、会同馆为“番语”、“番文”教学所编撰的一大批汉语——番语分类词汇表,有的还包括“来文”的汇集。

(1)北亚细亚语文系——鞑靼馆与女真馆

北方X仿造汉字创造自己的文字是从辽朝开始的。契丹人通过增减汉字偏旁,又吸取回鹘的拼音长处,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金灭辽后,女真人学习契丹人,也利用汉字的偏旁创造了女真文。金亡后,历经元代,女真文仍然保留下来。

元成宗时蒙古族学者搠思吉斡节儿对畏兀儿体蒙古文进行了改革。至元六年(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在各路设立蒙古字学。两年后又在大都设立京师正规的蒙古文学校——蒙古国子学。因为蒙古人是X,掌握蒙古语成为仕进的捷径,于是社会上开始出现汉——蒙对照的字书,帮助汉人学习蒙古语。流传至今的最著名的元代汉——蒙对译字书是《至元译语》。它是一种分类字典,把蒙古语词汇按词意分为天文、地理、人事、五谷、饮食、身体、衣服、器物、草木、菜果、数目、时令、方隅、君宫、颜色、人物、鞍马、器用、文字、珍宝、飞禽、走兽等22门类。《至元译语》中的蒙古语没有注写蒙古文原文,而是用汉字转写蒙古语注音,如“天曰‘滕急里’”。

明代中原人与北亚地区X交往的主要语言是蒙古语和女真语。在四夷馆里,负责教授蒙古语和女真语的分别是鞑靼馆和女真馆。如果说四夷馆相当于一所亚洲学院的话,郡么其中的鞑靼馆和女真馆就相当于它的北亚语文系。

入明以后,这种以使用字书作为教科书学习蒙古语的方式在四夷馆的鞑靼馆中继续使用,不过在字书中加注了蒙古文。明初火原洁编写的《华夷译语》就是最初以这种方式编成的蒙—汉对译字书,它的格式是先写蒙古字,次解词义,最后加汉字音,如“tengri,天,腾吉里”。这部汉—蒙对译字书分为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衣服、饮食、珍宝、人物、人事、声色、数目、身体、方隅、通用等共18门,明显受《至元译语》的影响。后来鞑靼馆臣还编写了《增定华夷译语》,补收了更多的词汇。

鞑靼馆除了教授蒙古语之外,还负责译写文书的工作。明朝不仅对鞑靼、瓦剌各部交往时使用蒙古语,而且对东北的建州女真及其他各部的官方文书也用蒙古文。现今这类文书还有一些保存在《高昌馆课》之中。

明代,因为与鞑靼、瓦剌各部交往的需要,还出现了各种官私蒙古语与汉语对译的字书。其中最重要的有《卢龙塞略》、《登坛必究》、《武备志》等。这些文献成为研究蒙古语文和明代汉地与蒙古草原文化联系的重要资料。

在明代,虽然蒙古人退出了中原,但因为蒙古X与X交往频繁,大量的汉语词汇,特别是各种封号进入蒙古语,成为蒙古各部X习用的头衔,如:

台吉——太子

洪台吉、浑台吉、黄台吉、皇太极等——皇太子

福晋——夫人

济农——晋王

宰桑——宰相

女真语属于满—通古斯语族的满语支,与今居于黑龙江下游中俄边界两侧的赫哲族(在俄方称为那乃族)语言最为接近,与满语、锡伯语也有很近的亲缘关系。操与女真语相近语言的X有许多分布于今俄罗斯联邦西伯利亚东部地区。

女真文仿契丹文,分为大字和小字两种。女真大字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时代由学过契丹文和汉文的希尹和叶鲁创制,颁布于金太祖天辅三年(1119年)。金熙宗时又创制了女真小字,于天眷元年(1138年)颁布。金亡后,入居汉地的女真人多数汉化,只有留居东北的女真人仍然持用女真文,此外高丽也有人通女真文。明永乐年创立四夷馆时,因为东北的女真各部向明进表多用女真文写成,于是在四夷馆中设有女真馆,教授女真语,培养女真文翻译人才。现今留存的女真文为女真大字。

女真馆编写的汉—女真对译分类字书称为《女真馆译语》,它也像其他几种“译语”一样,分为两个版本系统,一类称为“永乐本”,包括女真字、汉译和汉字音译三部分;一类称为“会同馆本”,只有音译的女真语和汉译,没有加注女真字。这两种《女真馆译语》是分别编成的。《女真馆译语》可能在元代便以某种形式存在,而元代的女真字书又可能沿袭了金代教习女真文的字书。

现存的“永乐本”《女真馆译语》将女真语词汇划分为19个门类,其中最全的本子共收录917条语汇。这些女真文字资料对校正、补充《金史》中未见的或歧出的姓氏,研究女真与其他操相似语言的X(包括满族)的关系,探求女真各族与蒙古、突厥和X的文化交流史和明朝与东北、北亚各部的关系都有重要的价值。

女真馆留下的文献中还有《女真馆来文》79篇,多为东北女真各部首领向明X进献贡品、讨求回赐和封赏的表文。其文时间上起永乐末年,下迄嘉靖初年。从研究女真语言的角度看,女真馆“来文”显然不是母语为女真语的人写成,一般是以女真字按汉语语法排列而成,几乎没有一句符合女真语语法构造。由此可以断言,这种“来文”一定是先写汉文表文,再逐字逐句地译成女真文。按明代制度,藩属各部进贡时必须持有表文。估计有些女真首领曾贿赂四夷馆臣代拟表文。这些代拟的表文后来存档于女真馆,便成为女真馆“来文”。

尽管如此,女真馆“来文”仍然是研究明代东北亚大陆各X历史的不可多得的文献。从“来文”提到的进贡各部的分布范围看,当时向明朝臣服的女真部落多分布于今东三省。有些进贡者来自今国界以外,如位于今俄罗斯联邦乌苏里X双城子以北的海西女真塔罕山卫的都督佥事李加父祖三代、位于今松花江与黑龙江汇合处直至乌苏里江入日本海处的海西女真哈儿分卫指挥使亦笼哈祖孙三代、位于今俄罗斯联邦黑龙江下游的屯河卫指挥撒亦赤、位于今X茂山附近的海西女真木剌河卫指挥使车住祖孙三代等。这些资料反映了东北亚大陆古代各X与中原汉地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

由于女真族与X的多方面接触,许多X词汇进入女真语。如女真语中的京、府、州、县、宫、殿、楼、堂、砖、瓦、斤、两、王、公、侯、伯、将军、指挥、尚书、侍郎、和尚、道士等词皆直接取之于汉语[52]。

王大虎

(2)内陆亚洲语文系——X馆与高昌馆

王大虎
王大虎

阿巴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后,大食帝国的中心东移,内陆亚洲地区的书面语成为波斯文。从元X始,中原人把这种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波斯文称为“X字”。北朝末期,突厥汗国的兴起使操突厥语X逐步向西迁移。宋元明时代,畏兀儿文是西北操突厥语X普遍使用的文字。这种自西向东的X化浪潮和从东向西的突厥化运动,使波斯文和畏兀儿文成为宋元明时代中原汉人与内陆亚洲居民交往的主要书面语言。在四夷馆里,负责教授波斯语和畏兀儿语的分别是X馆和高昌馆。如果将四夷馆视为一所亚洲学院的话,那么其中的X馆和高昌馆就相当于它的内陆亚洲语文系。

X馆所编之波斯语教材保存在《华夷译语》中,称为《X馆杂字》和《X馆译语》。《X馆译语》分为两种版本系统:“永乐本”和“会同馆本”。“永乐本”包括“杂字”和“来文”两个部分,其中“杂字”即《X馆杂字》。

《X馆杂字》是一部汉—波斯语分类词汇对照表。当时学者们尚不知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办法,故采用分类排列法,与《华夷译语》的其他语种大同小异,相当于今天的分类字典。《X馆杂字》的“正文”成书较早,最好的本子共收波斯语词汇777个;“杂字补”包括波斯语词汇333个。“正文”与“补”合计共收波斯文词语1110个。

“来文”包括明代哈密、吐鲁番、撒马尔罕、白勒黑(阿富汗巴里黑Balkh)、白思勒(今伊朗巴士拉Basrah)、敌米石(今叙利亚都城大马士革Dimishq)、天方国(今沙特阿拉伯)、小密思儿(今X)等中亚、西亚各地使臣入明进贡时,所献的贡表26篇。其中一些贡表的语言生搬硬译、错误百出,并不是使臣出使时由其本国X颁发的。可能进呈者本人不是官方使臣,而只是普通商人。进入汉地后为了享受免费乘驿之利,并便于与明朝官方打交道,谋取利益,便伪称为使臣。这些X商贾专门找懂波斯语的汉人(或X人)临时伪造书写外交文书和贡表,带到朝廷,借以证明身份。朝廷识波斯文的人不多,很容易受骗。这些伪造贡表被汇入X馆文档后,留存至今。伪造撰写者具有某种波斯语方言背景,波斯语程度并不很高,生造的痕迹很明显。估计撰写者是在X馆学会波斯语的人,或是离开故土数代的X人,甚至可能就是X馆的职员。

“会同馆本”《X馆译语》只有“杂字”部分,没有“来文”部分。其“杂字”只有“正文”部分,没有“杂字补”。

由于编写《X馆杂字》与《X馆译语》的四夷馆和会同馆均为明代设立的涉外办事机构,故一般人很自然地把它们看作明代作品。但是在近年来国内学者进行的“华夷译语”调查中,发现了一种清袁氏贞节堂抄本的《译语》。这部《译语》第69页至80页为《X译语》。全书共分为17门,收波斯语词汇673个。其最后一页上有原抄者手书的一方八思八字篆体“太尉之印”官印。印上方题署“太尉之印 宣光元年十月日 中书礼部造”。这一题记说明,此抄本底本上所盖之八思八篆字“太尉之印”,为北元X中书礼部于宣光元年(1371年)所铸。以此观之,此抄本中的《X馆译语》所据底本的最早抄录时间在明初,而其祖本则很可能成书于元代[53]。

这部《译语》只有汉字音写和意译,其中的“高昌译语”在这里被称为“委兀儿译语”,与我们上面提到的“华夷译语”中的第三种会同馆“华夷译语”(丙种本)一致,特别是其内容也与所谓“丙种本”《华夷译语》几乎完全一样,这说明它就是会同馆本《X馆译语》的祖本,同时也证明了在《X馆杂字》和《X馆译语》的不同文本中,会同馆本最为古老,应该是在元代编成的。大概也与X国子学和X国子监中X语文教学活动的教材有关。

高昌馆也是四夷馆中的一个馆,负责畏兀儿文的教习和译写工作。目前留下来的高昌馆文献主要是《高昌馆译语》(或称《高昌馆杂字》)和《高昌馆课》两部分。《高昌馆译语》与其他诸种“译语”一样,有两个版本系统。一种是附有畏兀儿字的,称为“四夷馆本”;一种不附畏兀儿字,称为“会同馆本”。附有畏兀儿字的与《鞑靼馆译语》一样,先给出番文,次解词意,再注汉字译写,如第一个词为“tengri ,天,腾克力”。第二种版本的式样如同《至元译语》,只有畏兀儿语词汇的汉字注音和汉译,其划分门类和所收字书也少于第一种版本。这两种《高昌馆译语》是分别编成的。第一种编成的时间当在永乐时代,第二种很可能是在元代流传下来的某种《高昌译语》本子上修改而成的。

内陆亚洲许多地区流行突厥语。明朝沿袭元朝旧例,与内陆亚洲诸部往来的文书中有相当一部分由高昌馆负责译写。据清代江繁的《四译馆则》记载,明代与清初高昌馆负责与“哈密、安定、阿端、曲先、罕东、鲁陈、亦力把力、黑娄”等地的文书交往。这些高昌馆译写的文献中有不少遗留至今,大多保存在《高昌馆课》之中。这些文献包括西北各部、各国首领向明朝进贡、请赏、求封的文书。从署名看,近者来自甘肃西部地区;次近者来自今X境内各地,如哈密、吐鲁番(包括高昌、柳城等)、曲先(库车)、兀端(和田);远者越出今中国国界,如把丹沙(今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交界处东部巴达哈商地区)和亦力把里(今X伊犁河流域直至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地区);最远者来自黑娄(今阿富汗西部之赫拉特)。

王大虎

匈牙利学者李盖提(L. Ligeti)曾对收集到的41篇“来文”作过研究,我国学者胡振华、黄润华出版的《高昌馆课》中收集了高昌馆“来文”共89篇。笔者1993年冬在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夏德藏品中发现了两篇未经研究的“来文”。这些“来文”一般为汉文与畏兀儿文对译文书,不论汉文还是畏兀儿文都是以毛笔写成,凡文中提到“朝廷”、“大明”、“圣旨”等词时,一律重新起行顶格书写。

由于发现了《高昌馆译语》和《高昌馆课》,学者们才掌握了阅读畏兀儿文的钥匙,使大量从唐末到清初近千年期间写成的古回鹘文(畏兀儿文)文献的内容为世人所知。经学者译读,高昌馆“来文”中的畏兀儿语并非地道的畏兀儿语口语,不可能由母语为东部突厥语的人写成。这说明这些“来文”并非真正的外交公文,可能是这些地方的使臣或商人到达中国边界之后,请汉人写成的。从文字风格看,应当先写成汉文部分,再逐字逐句地译成畏兀儿文[54]。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