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虎

王大虎:(二)察合台文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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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学家把14世纪以后以波斯字母拼写的东部突厥语称为察合台文。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X尔语、乌兹别克语与它的关系最为密切。8世纪以后,自西向东传播的X文化和由东向西迁移的操突厥语诸部显著地改变了中亚的文化面貌。唐和唐以前流行于西北地区的书面语言如粟特文、和田文等,在X化的浪潮影响下为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所取代;在突厥化浪潮的影响下,突厥语成为当时西北地区民间最为流行的语言。

在哈剌汗王朝,操突厥语的文人习惯于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作,但其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大量的突厥语词汇,以波斯、阿拉伯字母拼写突厥语词汇的风气逐渐形成。13世纪的花剌子模突厥语文学作品和13、14世纪波斯历史文献中也出现了大量以波斯字母拼写的突厥语—蒙古语词汇。

这种趋势在15世纪逐渐发展为以波斯文字母拼写突厥语本身,这样就产生了察合台文。由于受X文化影响,察合台文中混有大量原文照录的波斯文、阿拉伯文词汇。其语言基础是突厥语中的中亚方言。蒙古时代中期,特别是都哇汗以后,察合台的名字成了察合台汗国,特别是西域操突厥语游牧民的代称。这种文字虽然被称为察合台文,但蒙元时代并未流行开来。它的广为流传是在帖木儿汗国时代,后来不但取代了畏兀儿文和叙利亚字突厥文,而且取代了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成为中亚东部和我国西北地区操突厥语各X的共同书面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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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后我国内地人对西域语言文字的认识,与西域文化变迁的历史步伐不完全一致。元廷与西北诸汗国及域外各国交通一般使用波斯文,这与当时波斯文是X东方世界的通行书面语的历史地位相一致。大量的西北人人居内地,使畏兀儿文与波斯文也传人内地,在元大都有教授畏兀儿文和波斯文的官私学校。

元亡后,明朝全盘继承了元朝时内地人关于西域的知识,继续把波斯文与畏兀儿文作为与西域各地区、各国沟通的官方公务语言。四夷馆中与西域有关的是高昌馆(教习畏兀儿文)和X馆(教习波斯文)。

中亚突厥语的书面语转为察合台文的变化,很快就在西域各国致明朝官方的公文中体现出来。正德年以后,西域致明朝X的文书中有些已经以察合台文写作。明朝译员和官员把察合台文称为“高昌话X字番文”[55]。

正德十三年(1518年)明X官员曾在档案中查找西域“投进”的“高昌话X字番文”[56]。所谓“高昌话X字番文”,即以“X字”拼写的高昌语言。在《X馆杂字•地理门》中,“高昌”这个汉语词的对应X文作Turki,并音写为“土儿几”[57],即“突厥的”。明代内地人是通过与畏兀儿人的交往来认识中亚的突厥语的,所以“高昌话X字番文”就是以波斯语字母(比阿拉伯语多4个字母)拼写的中亚突厥语。

虽然至迟在成化年中,西域地区“来文”有些已经以“高昌话X字番文”写成,但直至明末四夷馆中也没有增设察合台文这个语种,与之相对照的是X馆和高昌馆却一直维持招生和教学。如果说波斯文与西亚地区交往还很有用途,应该维持,而畏兀儿文却不该不合时宜地始终充当着明X与西域交往的主要官方语言的角色。这说明,明朝XX元代以畏兀儿文和波斯文为与西域诸地交往的公务语言的陈规,在帖木儿及其后裔时代,中亚操突厥语各X的书面语从畏兀儿文转变为察合台文的巨大文化变迁面前,显得X。文献表明,有明一代X不顾16世纪之后畏兀儿文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现实,致西域各国的公文一直以波斯文与畏兀儿文写就。

残存下来的少数明中期以后西域各国致明X的公文,和其他一些涉及西域的公文均保存在《X馆来文》与《高昌馆课》中,这些公文非波斯文即畏兀儿文,没有一份察合台文的。成化年间,明X既然能够翻译这种“高昌话X字番文”,说明内地已经有人懂得察合台文。有关四夷馆的资料显示,X馆的职员曾经参与译写其他国家文字的文书。估计西域递来“高昌话X字番文”后,经过X馆与高昌馆的译员共同努力研读,才发现这种文书拼写的是“高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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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夷馆保留下来的文献看,清朝天下初定时,接收了明代的四夷馆,继续教习波斯文和畏兀儿文,并仍以畏兀儿文、波斯文书写致西域诸地X者的公文。在清初数十年中,清朝X与西域的书信交往仍以明后期那种有些荒唐的方式进行,即一直以西域已经没有多少人懂得的文字——畏兀儿文书写。究其原因,是清康熙年以前对西域知之甚少,只得因循明朝旧例办事。

至乾隆朝,畏兀儿文与波斯文终于不再是清X与西域交往的公文语文。乾隆末年,X组织编写的几部大书,如《五体清文鉴》、《西域同文志》中已经不见波斯文与畏兀儿文的踪影,代之使用的是“回文”,即察合台文。这说明平定“回部”与准噶尔之役后,内地与西北地区的联系大为增强,在此之后,清X才了解到察合台文是西域最流行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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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志美和他的《米诺哈志》

 

1978年夏,伊朗学者谢里亚特为编写校订《波斯语辞典》,曾在北京收X料。他在东四X寺参加聚礼时,发现那里收藏的书中有三份内容相同、他过去从未听说过的波斯文著作抄本,题为Minhaj al-Talib,译言“学习门径” ,作者自称“中国山东学者Zinimi之子X”。书成于回历阴历1070年5月主麻日(清顺治十六年十二月—十七年正月,1660年1月—2月)。

从内容上看,这是一部波斯语语法书。这位伊朗学者相信,这是古代中国学者编写的用来教授波斯语的教科书,他认识到它的珍贵价值,得允复制携回伊朗,他利用上述三种抄本互校,整理出校正文本,于1981年在伊斯法罕出版[58]。谢里亚特查证资料后发现,这部著作是世界上独立写成的最古老的以波斯文写成的波斯语语法书。其实这部《学习门径》在X中流传很广,许多X寺中都有收藏。

这部《学习门径》著作,就是明末清初X著名学者常志美撰写的《米诺哈志》,这是明清时代民间X经堂教育的语言教材之一。所谓“中国山东学者Zinimi之子X”中的Zinimi,应为Zinini之讹。Zinin即山东济宁,Zinini义为“济宁人”。常志美生前曾长期主持山东济宁X寺(东大寺)教务,所以自称“济宁人”。

《米诺哈志》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包括以下各节:不规则动词词法、不定式、过去时、其附属人称及否定形式、将来时、其附属人称及否定形式、命令式和否定命令式、主动名词和被动名词、形容词等。

其内容大致如下:作者把波斯语词汇分为:名词、动词和虚词3类。这种分类明显受到传统的阿拉伯语语法X的影响,与波斯语的实际词类并不相符。在动词这个大门类下,作者对其变化规则作了细致的描述和讨论。他按波斯语动词的过去时态与将来时态的相应人称形式进行的异同程度,把它们分为4组:

第1组,指过去时与将来时词干书写形式完全相同,但发音有区别的一类动词。

第2组,指构成过去时态词干的字母数,少于构成将来时态词干的字母数的一类动词。

第3组与第2组相反,指构成过去时态词干的字母数,多于构成将来时态词干的字母数的一类动词。

第4组,指过去时词干与将来时词干不相同的动词,这一类动词实际上属于强变化不规则动词。

上篇接着论述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不定式一节中叙述原形动词、断尾原形动词、派生名词、同根形容词等。应该指出的是,常志美在使用上述语法术语时,有时其意义并不等同于今天的意义。例如不定式在常志美的语法X中就是一个含义极为广泛的概念,不等于原形动词。其后作者叙述过去时主动态、过去时被动态及其否定形式(jand)、将来时动词(其安排同于过去时动词)、命令式及否定命令式等。常志美受传统的阿拉伯文语法影响,把命令式分为两类:在场的(hazir)和缺席的(ghayab),即所谓对称(第二人称)和他称(第三人称)命令式。他对对称命令式动词前出现gu“说”的解说特别引人注目。此后作者介绍主动名词和被动名词。最后是有关形容词的章节。作者把形容词分为3类:派生形容词,如rawan“流畅的”,guya“善于辞令的”;主题形容词(muzu’),即一般所谓原生形容词;合成形容词(murarkab),如nik-khuy“好脾气” ,mah-ruy“貌似明月的”等等。

下篇包括名词章、动词章、虚词章和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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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章的内容十分庞杂。常志美对名词的定义是:名词是指明自身意义的词,没有时间概念。其特点是:可充任主语、谓语、行为者和行为对象。在主语,谓语节中,作者叙述了动词的人称词尾、动词与主语的对应关系等。此后常志美讲述行为者、动词附属部分等内容。他还讨论了宾语的位置、宾格标志-ra的出现与不出现的场合、中心词和修饰语等。

虚词章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包括介词(harf-i izafa)、连词、前缀(pishwand)、后缀(puswand)和一些副词。

结语部分讨论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区别以及许多常用词,如关系代词ka-,代词an、in,副词chun、ta、ham,以及系动词budan的现在时单数第三人称形式ast等等。

从规模上看,《米诺哈志》已经包括了波斯语书面语的绝大多数语法现象。不过它作为波斯语的入门书并不合适,通篇是干巴巴的语法条文,光靠这种语法书是无法学会波斯语的。这大概就是中国X经堂教育中,波斯语的教学效果大多不佳的原因之一。

 

 

(四)中国艺术西传

 

11世纪时中亚的操突厥语X大举向西迁移,其代表西突厥余部塞勒柱突厥人在波斯立足,建立了塞勒柱王朝。这个时期波斯的制陶业有了新的发展,波斯陶工在陶土中掺入沙子。制陶原料的改变使波斯陶工能够制出更为精美的陶器,其形状多半仿造宋瓷。

元代随着中原与西域之间政治联系的空前密切,中原艺术也大规模地传人西域。X的审美观深深地影响了西域,汉地习见的莲花、牡丹、凤凰、飞鹤图案普遍为波斯及其周边地区所接受,在绘画、纺织品和器皿上反复出现。XX和叙利亚的马木路克王朝虽然一直与波斯的伊利汗国为敌,但并不能阻止伊利汗国思想文化的传播。这一时期马木路克图案艺术明显受到中国的影响,汉地的莲、牡丹、龙、凤等图案通过伊利汗国传到X,中国的青瓷和青花瓷是当地陶工模仿的重点产品。

蒙元帝国灭亡后,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并未随之断绝,相反出现了一个东西文化艺术交往的新X。以中原汉地龙的形象装饰把手的陶、金属和宝石器皿,在波斯及其周围地区大量出现。精美的明代瓷器成为当地陶工争相模仿的对象,他们制作的陶器不仅从外形上模仿明瓷,而且也使用青花,青花陶在呼罗珊的波斯东南部大量生产。

明人把立国于亚洲西部的奥斯曼帝国称为鲁迷。“鲁迷”这个名称来源于Rom,即罗马。这是中亚操突厥语X对拜占庭帝国(东罗马)的传统称呼。奥斯曼帝国取代拜占庭之后,人们继续以鲁迷称呼之。奥斯曼帝国对明朝的瓷器极为珍爱,王宫、X都收藏中国瓷器。1478年奥斯曼苏丹X二世在伊斯坦布尔修建了托普卡普宫,此宫最富有特色的收藏是中国瓷器。宫中有宋、元、明、清瓷器1万余件,包括元末明初的青花大碟、大钵,元明时代的各种青瓷。这里是海外中国古瓷的最大收藏地。宫中收藏的一只明代青花瓷碗,上有苏东坡《赤壁赋》的全文及游赤壁图。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奥斯曼工匠为许多中国瓷器加上富有X特色的金银镶边、镶口、镶底、把手。研究者发现对中国瓷器作金银包镶并非出于装饰的目的,其真正原因是,这些中国瓷器都有不同程度的缺损,当地的工匠通过金银包镶使这些破损的瓷器能够继续使用。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当时原产于中国的瓷器是何等珍贵。

为了适应市场对中国青花瓷器的需求,奥斯曼帝国大规模地仿制青花陶器。小亚半岛上的伊兹尼克(Iznik)[59]成为青花陶的重要产区。16世纪,奥斯曼王朝在与波斯、地中海东岸国家的斗争中获胜,中国商品输入其地的障碍减少了,上层社会需求中国瓷器的问题得到缓解。但伊兹尼克地区仍然生产青花陶,其产品转为面向大众消费。这一时期奥斯曼青花陶与波斯萨法维叶王朝的青花陶同步发展,深受明宣德瓷器的影响,能够制造大直径的盘,也采取了釉下彩技术。

中国艺术很早就传到西方。751年唐朝在中亚的怛罗斯败于大食,大批中国官员、士兵被俘。这些被俘的中国人有些被押送到大食,其中有一位名叫杜环,是《通典》的作者杜佑的族侄。他在大食看到有中国画师在作画。10世纪大食著名地理学家马素迪(Mad’udi)曾在其著作中提到,那时有一位中国人在集市中卖画,画是绘在一幅绢上,画面是一只鸟栖息在一棵草上。这幅画在集市上展示了很长时间,每个路过的人都为这个中国人画得如此栩栩如生而赞叹。只有一个人强烈贬低这幅画,于是中国画师把这个人带到苏丹那里,问他哪里画得不好。这个人指出:世人皆知鸟是不可栖息于直立的草上,因为鸟的重量会把草压弯。于是这位中国画师重新画了一幅画,把草画直,而鸟则飞在空中。马素迪记载的故事说明中国画在唐末宋初已经传到西亚,并为当地人民所欣赏。美术史专家研究了这段记载,认为这个记载很可信,因为鸟是宋代工笔画的主要题材之一。大食帝国后来陷于分裂,XX的是法蒂玛王朝。这一时期的大食绘画中有一个流派称为“法蒂玛画派”,深受中国画风影响[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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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与中国的绘画是分别独立发展起来的。中国绘画不重色彩,而波斯美术色彩强烈。在蒙古时代以后,波斯绘画X现了几种新现象:一是画中的人物大量出现汉人和蒙古人,这反映了当时波斯伊利汗国作为元朝藩属的历史现实;二是中原特有的图案,如想象中的动物龙、凤出现在波斯绘画中,这反映出当时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三是中原绘画技法传人西域,中国人对艺术的审美观也影响了波斯艺术家,波斯出现了只用墨笔勾画的作品。波斯工笔画受到汉地工笔画的影响很大,以致于美术史学家认为“中国画是波斯工笔画之父”[61]。

现有汉文和波斯文资料都说明,洪武、永乐两朝是明代中国与波斯联系最密切的时期。这一时期帖木儿王朝的绘画作品中有不少是中国画的临摹品。这个临摹中国画的画派在X绘画史上被称为“帖木儿画派”。波斯画师们认为,帖木儿画派的鼻祖是龚大师(Ustad-i Gung),他是一位哑巴。这位龚大师的名字很像中国人名字,他可能因为不会波斯语而被当作哑巴。关于他本人没有什么资料传下,他的学生中有一位是不花剌人,名张格尔大师(Ustad-i Jahangir),很有名气[62]。

虽然很少有资料提到明朝与萨法维叶王朝的往来,但明末萨法维叶王朝著名的阿巴斯国王(Shah ’ Abbas)X下的亦思法杭(今伊斯法罕)城深受明朝风气的影响,上层妇女着装模仿明朝妇女,当地画家临摹中国宋元时期的绘画作品[63],主题有花鸟、书生和仕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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