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虎

王大虎:异域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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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贸易的发展、异域商旅的入华,使中国人对海外的药材和物种的知识迅速扩大。晋人嵇含写成于永兴二年(305年)的《南方草木状》记载了古代林邑、南越九真、交趾等地出产的草、木、果、竹四类物种,其中提到了“耶悉名花”(即X花)从西域移植华南之事。

中国原本有枣。现代很多人都知道西亚、北非也出一种“枣”,制成蜜枣后称为“伊拉克蜜枣”。其实这种“枣”很早便为中国人所知。《魏书》和《隋书》中都提到过波斯出产一种“千年枣”。唐代杜环在其《经行记》中提到,大食的“磨林”和“老勃萨”地区(即今索马里一带)人民的主要食粮是枣子。唐代段成式把这种“枣”称为“波斯枣”,并给出其波斯文名称“窟莽”。“窟莽”是波斯语khurma的音译,即枣椰果。段成式描述的这种植物形状为:“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状如蕉花,有两甲。渐渐开罅,中有十余房,子长二寸,黄白色,有核,熟则子黑,状类干枣,味甘如饴,可食。”[44]中国人不仅知道这种植物,而且至少在唐代已经有人在华南引种。据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记载,当时广州有一种波斯枣“木无旁枝,直耸三四丈”,直至顶部才分出十余叉枝,叶如棕榈,当地人称为“海棕木”。每三五年结实一次,类似“北方青枣”,但比中国枣要小。番商带入中国的同类果实要大于此,干果颜色像红糖,“皮肉软烂,味极甘,似北地天蒸枣”,但其核完全不同,“两头不尖,双卷而圆,如小块紫矿”。

段成式还提到一种外国植物名“齐敦果”,说:“齐敦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齐’。长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极芳香。子似杨桃,五月熟。”这是一种生长于地中海周围地区的油料植物,即今之油橄榄。

唐陈藏器所著《本草拾遗》卷31中描述了一种外国植物:“阿勃勒生拂林国,状似皂荚而圆长,味甘好吃。”段成式也提到了这种植物,称之为“波斯皂荚”,说它在波斯被称为“‘忽野簷默’,拂林呼为‘阿梨去伐’。树长三四尺,围四五尺,叶似构缘而短小,经寒不凋,不花而实。其荚长二尺,中有隔。隔内各有一子,大如指头,赤色,至坚硬,中黑如墨,甜如饴,可噉,亦入药用”。显然,陈藏器所谓的“阿勃勒”为“阿勒勃”之误。“阿勒勃”为梵文aragbadha的音译,指山扁豆。段成式提到的所谓拂林语名称“阿梨去伐”也并不是什么拂林语,而是梵语 aragbadha 的另一种音译。段成式所提到的这种植物的波斯语名称“忽野簷默”,应为中古波斯语 xiyar-chambar 的音译。

现代我国常见的水仙也不是中国原产,而是从海外引种的。段成式记载了一种植物名“祗”,说它“出拂林国,苗长三四尺,根大如鸡卵,叶似蒜。中心抽条甚长,茎端有花六出,红白色。花蕊黄赤,不结子。其草冬生夏死”。“祗”乃中古波斯语nargi的音译,就是水仙。可见它是通过操波斯语的贾客传入我国的。这种植物大概首先在我国福建沿海地区推广,所以直至今日漳州的水仙仍然闻名全国。

段成式还记载了一种植物“阿勃参”,说它产于“拂林国,长一丈余,皮色青白,叶细,两两相对。花似蔓青,正黄。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这种油可用来涂疥癣,治愈率甚高,但价格却极为昂贵。这种“阿勃参”实际上是阿拉美语afursama(橄榄油膏)的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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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七曜历法

 

佛教的东传带动了印度天文历算学输入中国。印度的天文思想通过佛教经典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古代中国人对创世之初的宇宙有各种不同的学说,其中一种为三国至晋初学者常乐而道之,即认为:天地之初,有如鸡卵,其外环水。其实这种学说与婆罗门的金胎(hiranyangarbha)有一定的联系,应来自印度[45]。

中国僧人对印度文化的兴趣不但集中在佛经上,而且也延及印度的天文历算之学。刘宋时代的何承天就向当时都城东安寺的僧人释慧严询问过印度的历日。释慧严向他介绍了印度的日影长度、日历、度量衡等。何承天还把从释慧严那里问得的结果向婆利国来的僧人核对。

大量的印度天文历算著作被赴西天求法归来的中国和尚和东来入华的异域佛教徒带入中国。《隋书·经籍志》著录了一些有关天文历算之学的著作,如:《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舍仙人所说)21卷、《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30卷、《婆罗门天文》1卷、《七曜本起》3卷(后魏甄叔遵撰)、《七曜小甲子元历》1卷、《七曜历术》1卷(梁七曜历法4卷)、《七曜要术》1卷、《七曜历法》1卷、《推七曜历》1卷、《七曜历经》4卷(张宝撰)、《七曜历数算经》1卷(赵撰)、《七曜历疏》1卷(李业兴撰)、《七曜义疏》1卷、《七曜术算》2卷(甄鸾撰)、《七曜历疏》5卷(太史令张胄玄撰)、《婆罗门算法》3卷、《婆罗门阴阳算历》1卷、《婆罗门算经》3卷等。

释道安、释僧范和僧化等人精通天文七曜之学,释昙影、萧吉、卫元嵩、蠕蠕客等人精通术数之学。据《北史·艺术列传》载,北魏太武帝时任算学博士的殷绍,上表说自己的天文术数之学是从沙门释昙影、道穆那里学来的。

印度的计数法与中国不同,有百进法和倍进法。百进法在《佛本行集经》卷12中有记载,如一千万称为“一百百千”,单位译名“拘致”;十亿即“百拘致”,单位译名“阿由多”;千亿即“百阿由多”,单位译名“那由他”;十万亿即“百那由他”,单位译名“波罗由他”;千万亿即“百波罗由他”,单位译名“迦罗”,等等。

另外印度还有倍进法,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5及卷65记道:十万称为“洛叉”,一百“洛叉”称为一“俱胝”,即上文之“拘致”;“俱胝”自乘(即平方)为“阿庾多”,相当于一百万亿,即上文之“阿由多”,但大了许多数量级;“阿庾多”自乘(即平方)为“那由他”,即一百万亿的平方,比“那由多”也扩大了许多数量级。

这两种计数法在中国古代数学典籍如《数术记遗》、北周甄鸾的《五经算术》和《孙子算经》中都可以看到。

二十八宿

我国古代将天球赤道附近的天空,划分为二十八个不等的部分,每一部分作为一宿,用一个创立二十八宿时赤道附近的星座为标志,并用这些星座中的一个星为距星,以便量度距离。“宿”本为“过宿”的意思,最初二十八宿是用以标志月亮在一个恒星月中的运动位置,一个月共换二十七个或二十八个地方,故称为二十八宿。中国古代二十八宿以赤道为准,而非以黄道为准。黄、赤交角于春分点和秋分点。

除了中国以外,古印度(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拉伯、伊朗、X等国都有二十八宿的概念。其中我国和印度的最为古老,而其余三地则较为晚近。X出现于3世纪以后和科普特时代,伊朗出现于500年左右,阿拉伯出现于《古兰经》写成以前不久,都应当是从印度传去的。我国学者竺可桢研究了中印两国古代二十八宿之异同后指出,两者是同源的。中国是二十八宿的起源地,印度的二十八宿是从中国传去,加以改进后形成的[46]。提出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是因为:

第一,中国各宿名称起源古老,其命名意义大都可以解释,整个二十八宿X的发展过程可以追溯。而印度的宿名来源不得其解,其X发展过程也不清楚。

大虎说事
大虎说事

第二,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北天极,这是因为黄河流域纬度高于巴比伦和印度,能看到更多的拱极星,所以传统上以拱极星中的北斗为观测基准,观斗杓所指以定季节。并根据北极星朝向这些拱极星的方向,再延长至赤道附近,便很容易找到二十八宿中的某些星宿。除二十八宿分为四陆(四宫)以外,还有一个中宫,以北极星为中心。这表明二十八宿与拱极星的概念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自成X。而印度古代对北斗星等拱极星不重视,只观测黄道附近的星宿,根据日、月、五星的位置来定季节,无北极星经过拱极星引向二十八宿的说法。虽有四陆的说法,但无中宫。这说明印度的二十八宿是外传的。

第三,中国的二十八宿星不是恒星中最明亮的,也不是赤道附近最明亮的,二十八个星辰中,连包括距星在内,只有一个一等星(角宿)、一个二等星(参宿),一般都是三四等星,甚至有四个五等星,一个六等星。中国各宿广度不等,各星宿皆有距星,以便实际观测相邻各宿的距度。这表明中国古代天文重视实测,以实测结果为准,所以中国二十八宿取宿标准主要是“当度”和“耦合”。而印度与古巴比伦、希腊一样,偏重理论,忽视观察。反映在印度二十八宿上,印度各宿广度相同,每宿都是13度20分,各宿分布比较分散,“耦合”排列也不如中国明显。印度也有相当于中国距星的观念,一般是各宿中比较明亮的星,不能像中国距星一样起测定基准的作用。这显系印度不明白中国二十八宿的取宿标准,不重视天象观测,加以改动,使之符合印度天文学传统而得。

第四,中国二十八宿按四季分为四陆。中国的四季以黄河流域的气候而定,与二十八宿的四陆相符。古代印度把一年气候分为六季,但其二十八宿却与中国相同,分为四陆,成为一个与季节无关、没有功能的因素,显然是取自中国,而又不明其所以然所致。

第五,中国古代以赤道作为天球的基准,东汉以后受外来影响才重视黄道。印度、巴比伦、希腊均以黄道为基准,这是东西方天文学的根本区别。但印度的二十八宿(或二十七宿)却如同中国一样,以赤道为基准,说明它在印度天文学中是一个外来因素。

综上所述,比较中印两国的古代天文学X后可知,二十八宿在中国有历史渊源和发展过程,符合中国古代天文学传统,而二十八宿与以黄道为基准的印度天文学不相协调。二十八宿传入印度的渠道、路线目前尚不清楚[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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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岁与黄道十二宫

中国古代有十二岁之说,其名首见于《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十二岁的名称都很古怪,例如太岁在子曰“困敦”。何谓“困敦”,在汉语中语义无解,显非中国所固有,视其名称,很可能从梵文音译成汉文的,换句话说,十二岁的概念很可能是从印度传入。但其传入的时间不可能早于秦或西汉初年[48]。

黄道是地面上人看太阳于一年内在天球上所经的视路线。黄道两侧各8度以内的部分,称为黄道带,共宽16度。日、月及主要行星的经行距径,均在此范围内。古人为表示太阳在黄道上运行的位置,把黄道分为12部分,称为黄道带十二宫,每宫30度,各用一个跨黄道带的星座为标志。

黄道十二宫以黄道而不是以赤道为基准。一年有12个月,所以分为12宫。每宫30度与西方天文学上的周天360度的12等分相符,所以不必像我国二十八宿那样另设距星。由此可见,黄道十二宫与二十八宿分属于不同的天文学X。

黄道十二宫的概念起源于西方巴比伦,在公元前2100年的楔形文字泥版中,便有黄道十二宫的痕迹。800年以后传入希腊。在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黄道十二宫传入印度。印度12宫的名称有两套,都源于希腊,一套为音译,但有错误处;另一套为意译。

黄道十二宫是随佛经的翻译传入我国的。其名称最早出现在隋代耶连提耶舍所译《大乘大方等日藏经》中。耶连提耶舍在北齐时已经开始从事译经,《大乘大方等日藏经》是《大方等大集经》的一部分,译成于隋初,即6世纪后半叶。由此至宋代,在不同的佛经译本中,十二宫的名称屡屡出现,但译名不统一。唐末、五代以后,中国人自著的书在谈及术数占候时,也常列举十二宫之名,译名已渐趋统一。

黄道十二宫的图像大约在唐代传入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是X吐鲁番出土的一个汉字写本星占术残件,有图,残留有二十八宿中的七宿和十二宫中的三宫。星宿的图形已经中国化。另一件是敦煌千佛洞第61号窟甬道两侧壁的佛画,佛像背景天空有黄道十二宫,南北各十二宫,图形和画法也已经中国化。此窟主室四壁的画是宋初的,而甬道中的画为西夏时代,供养人题名旁有西夏文。1974年河北省X宣化区下八里村在一座辽墓后室穹顶部的中央发现了一幅彩绘星图,其中有二十八宿、北斗和黄道十二宫,十二宫的画法和风格已经完全中国化了[49]。

因为黄道十二宫在天文观测中与我国原有的二十八宿和秦汉之际传入的十二星次相重复,所以中国历学中并不采用。但金、元时代大批X人随蒙古人入居中国以后,带来了X历。X历的测制方法源于古希腊天文学,也是以黄道为观测基准的。蒙元X极为重视X天文学,专门设立X司天监,以X法制历。X历在元代不仅通行于信奉X教的西域人中,也被用作验核中国传统历的参照X。元朝灭亡以后,X人在政治上不再有元代时的权势,但X文化却得以保存和发展。有明一代,直至西洋传教士入华以前,X星历学家一直在司天监工作,编制历法,与大统历参照,并翻译X天文书籍。我国古代有关黄道十二宫最详尽的资料便保存在这些X天文星历书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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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素食主义

 

素食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先秦以前,有钱有势的人常吃肉,穷人则基本上以谷菜为食,所以《左传》有“肉食者鄙”的记载。《庄子》记孔子弟子颜回语,“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汉书·王莽传》记载,西汉末年“每有水旱,莽辄素食”。太后闻之十分不安,遣使劝说:“闻公菜食,忧民深矣。”可见穷人的饮食主要以“瓜菜代”。佛教的教规主张戒杀放生,后来释迦牟尼的一个弟子提婆达多,主张佛教徒应艰苦修行,不吃乳、蛋、鱼、肉。不过佛家说的“荤”除了指动物性食物以外,还包括有X性气味的蒜、阿魏、芸苔、芫荽等。

传入中国内地的主要是大乘佛教,僧人受菩萨戒,在许多经文中反对饮酒、吃肉和食“五辛”,认为“酒为放逸之物”,有所谓“饮酒十过”、“饮酒三十五过”、“饮酒三十六失”之说;认为“肉是断大慈之种”,吃肉必杀生,背逆佛家“五戒”等。因此,佛教传入汉地以后,中国饮食中过去穷人的“素食”,与佛教教义结合起来,产生出一个崭新的饮食流派,即以“斋食”为基础的素食。这种素食继承了佛家不杀生和提婆达多学派的素食主义,但又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吸收了道家的教规,把韭菜也列入“荤”菜,用中国的烹饪方法加工食品。但实际上民间的素食并不忌讳使用上述这些有“荤”味的蔬菜。南朝梁武帝时素食水平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南京建业寺的一位僧厨能用瓜做十几种菜,每种蔬菜可以做出十几种口味。《齐民要术》中“素食”专列一章,列举了“葱韭羹”、“瓠羹”、“膏煎紫菜”等。使用的原料有冬瓜、瓠、韭、芹菜、菌子、茄等,调料有葱、姜、桂皮、花椒、豆豉、盐、麻油和蜜等。

元代以前,素食已日X致化。素食中“象形菜”的流派发展起来。据元代成书的《居家必用事类X》记载,当时的素食中已经有以荤食命名的,追求形似荤食的各色名目,如“素灌肺”是以刀功求块似肺样,“两熟鱼”是以手捏之法,求菜有鱼飧,其重点都在追求菜之外形。另外还以鳝鱼命名的菜,需要“洒颜色水”,使菜具有鳝鱼的颜色。明清以后,民间素食的发展基地一般都在寺院中。我国民间的“腊八粥”就是素食的一种,又称为“佛粥”。而素馅的包子则被称为“酸傔”。

 

 

(六)汉籍中的印度洋地区

 

中印两国人民的文化传统有着巨大的区别。中国人讲究科学和实际,印度人则富于幻想。古代印度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寓言和神话极为发达,但却没有写下有价值的历史著作。而中国人却恰恰相反。中国历朝历代的官私文书、佛家著述中保存了许多有关印度和南亚次大陆的记载,2000年来绵绵不绝。

中国以外的国家也有一些与印度历史有关的文献,例如古罗马X安的《印度志》和斯特拉波的《地理志》中,保留了一些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时代有关孔雀王朝时期的印度的描述。但这些资料无论就丰富程度,还是就其翔实性来说,都无法与中文史籍中的印度资料相比。所以可以说,印度的历史保存在中国历史著作之中,如果没有这些中文资料,研究印度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

唐以前汉文史籍中有关印度洋地区的史料范围已经极其广泛。既包括了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记载,也有当地历史、风土民情、物种土产、商业贸易、地理交通、佛教和其他宗教的传播、文化艺术等资料。从分类上说,既有正史中的有关记载,也有稗史和其他著作。

正史中的记载首推《汉书·地理志》中的有关从华南前往南亚的航路的记载,这在上一章中已引用,兹不赘述。范晔所著,成书于南朝宋元嘉X(445年)的《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贵霜王朝征服印度北部,与大秦国交通,在西域交通受阻后频从日南徼外来华的事迹。沈约于永明六年(488年)春成书的《宋书·蛮夷列传》中,保存了两封外交文书的汉文译本,一封是元嘉五年(428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王刹利摩诃南致宋文帝的国书,另一封是同年天竺迦毗黎国(即迦比罗卫)国王月爱致宋文帝的国书。萧子显的《南齐书·东南夷列传》记载了天竺道人那迦仙从广州乘扶南海舶归国,途遇大风,至林邑遭劫后,引出扶南、林邑与南齐之间一段交往的故事。

杂史和其他官私著作中有关印度洋地区的记载亦很多。三国时魏国京兆人鱼豢的《魏略》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书中记载了西亚、地中海东岸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例如,书中提到了释迦牟尼的诞生地“临儿国”,即今尼泊尔之洛明达和“天竺东南三千余里”的“车离国”、印度东部的“盘越国”,并提到蜀地的贾人与这个“盘越国”有往来。鱼豢还记载了“循海而南”,经过“交趾七郡”可与大秦往来,此外大秦尚有水道通益州、永昌。这显然是指从云南经缅甸出海的商道。鱼豢的著作已经亡佚,如今只有片断保存在裴松之于元嘉六年(429年)成书的《三国志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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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人法显的《佛国记》和梁人慧皎的《高僧传》等佛家著述也是重要的史料。《佛国记》有好几个书名,如《法显传》、《法显行传》、《佛游天竺记》和《历游天竺记传》等。法显于399年从长安出发,西度流沙,越葱岭,抵北天竺。408年到达东天竺,乘海舶至狮子国,412年归国。他的自传体著作被公认为研究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历史和文化的最重要史料。慧皎的《高僧传》是记述东汉至梁初著名僧人事迹的传记集。僧人传记杂录著作在晋梁之际已经出现多部,如宝唱的《名僧录》等。慧皎在前人的基础上,收集X作,取其异同,著成此书。在《高僧传》中,记载了许多天竺、东南亚各地来华的僧人和中国赴海外求学的和尚的事迹,受到各国研究佛教传播史的学者的重视。

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中还有一些志怪小说,如张华的《博物志》、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和郦道元的地理名著《水经注》等。《博物志》记载范围极广,包括山川地理、奇花异木、鸟兽虫鱼、神话传说等。《水经注》是三国时成书的《水经》的注疏。《水经注》最可贵之处,就是保存了大批有关印度、东南亚的重要资料。郦道元在叙述域外河流时所用的资料,如吴康泰的《扶南传》、晋郭义恭的《广志》、支僧载的《外国事》、释道安的《释氏西域记》和《佛调传》、宋竺枝的《扶南记》等,已经亡佚,只有片断保存在郦道元的注文之中。上个世纪以来,利用汉文史料研究唐以前中外交往历史在世界学术界已经蔚为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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