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虎

王大虎:空前的中外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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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钱货

我们研究古代中外经济交流时,既看到中国钱币外流的现象,也看到外国贵金属币流入中国的现象。国与国之间既然有贸易存在,便有支付问题。古代中国与海外诸国之间的贸易主要是易货往来。易货时难免碰到贸易不平衡问题,一旦易货双方价值不能平衡时,逆差一方就须用通货支付。通货支付有两种,一种是用贵金属,另一种是用X力为国际上所承认的某国通货。一般说来,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的货币很难为他国接受,须用贵金属支付易货逆差,而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则可用本国货币支付,不必非用贵金属不可。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的货币流出本国后,充当了国际货币的角色。

就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诸国而言,中国富强而诸番国贫弱,所以海外对中国货币需求强烈,造成中国钱币在海外货轻钱重的现象。所以在海外发现的中国货币多数为劣金属币,即铜钱,也有数量不多的贵金属如金、银;而流入中国的外币则多为金、银等贵金属货币,铜铁等劣金属货币很少见。

古代东南亚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生产和交换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基本上没有或很少有本地发行的钱币,而是把流入的中国货币当作普遍接受的通货。所以中国铜钱和贵金属流入东南亚后,并没有随着当地商人X中国货而流回中国,而是多半在当地沉淀下来,扮演起当地货币的角色。由于这个原因,在长达千年的时期内,海外对中国钱币的需求持续X。

东南亚既与中国贸易,也与南亚、西亚贸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贸易的发展,南亚、西亚的钱币也流入东南亚,与中国铜钱一样也成为当地人民所普遍接受的通货。所以在那里既可以发现中国古币,也可以发现印度、西亚的古币。在东南亚地区,西方贵金属钱币扮演着“大面额”钞票的角色,而中国铜钱则起着零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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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铜钱外流

先秦时代中国货币已经流至X、日本等东北亚地区[1]。中国钱币何时开始输入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目前尚不清楚。中国东南地区和菲律宾的苏禄诸岛、婆罗洲北部等地,都发现有许多作货币使用的海贝,说明中国与东南亚诸岛居民在汉以前曾有着某种商业往来。

在西方人东来以前,除了一些印度和西亚的货币流入以外,东南亚地区在长达1500年以上的时期内,一直通行中国钱币。这种现象直至近代才改变。东南亚发现的最早的中国钱是西汉王莽时铸造的,其中包括“五十大钱”,还有东汉时代的“五铢”。文莱(即古之婆罗洲)、X等地都有唐“开元通宝”出土。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等自唐以来就输入中国铜钱。宋X禁止钱币外流,但禁而不止。据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记载,宋时中国海商为谋取高利,“往往冒禁,潜藏铜钱”至爪哇贸易胡椒。明代马欢在其《瀛涯胜览》中说,“番人殷富者甚多,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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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后,中国铜钱输出的规模越来越大。据文莱钱谱,仅在那里发现的宋钱便有“咸平元宝”(998—1003年)、“熙宁元宝”(1068—1077年)、“元丰通宝”(1078—1085年)、“开禧通宝”(1205—1207年)等[2]。爪哇和东南亚海底的中国古代沉船中都经常发现大量中国铜钱。1991年1月底笔者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时,在文莱国立博物馆见有“圣宋元宝”、“皇宋通宝”、“元丰通宝”和“绍定通宝”(1228—1233年)等宋钱。在X爪哇、巴厘岛发现的中国铜钱,除少数唐“开元通宝”外,大部分为北宋以后的历代铜钱。笔者于1991年1月中旬在东爪哇省的满者伯夷旧址博物馆时,见有“大观通宝”(1107—1110年)、“宣和通宝”(1119—1125年)等宋钱;在东爪哇省的杜板文物馆中亦见“祥符元宝”、“皇宋通宝”、“熙宁元宝”等宋钱。中国国内铸钱的技术成熟,批量大,成色稳定,成本低,这是使中国铜钱在东南亚占据X地位的根本原因。唐以后,中国钱币的使用范围不仅在东南亚和印度洋东部地区,而且流入印度洋西部地区。笔者于1990年11月底在阿曼佐法尔省(即《诸蕃志》之努发国)首府的文化中心开馆典礼上,亦亲见宋代钱币。

商业的发展使东南亚社会对钱币的需求增加,中国钱币流入数量虽然大,但仍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东南亚开始铸造自己的钱币。东南亚早期的铸币常常模仿汉式钱币,这一方面是为了增加信用,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钱币的形象深入人心。9世纪以后,爪哇地区就开始用来自中国或日本的原料铸造汉式圆形方孔的铜钱和锡钱,钱面上无汉文,而是佛教和印度湿婆教的图案。越南最早铸造的本地铜钱“太平兴宝”,参照的是唐宋式铜钱。13世纪爪哇已经铸造了带有北宋“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通宝”和“天圣元宝”等钱文的仿汉式钱币。根据实物可知,爪哇铸的仿宋钱币“祥符通宝”外圆内方,钱面字迹清楚。

X的巴厘岛停止使用中国铜钱还是近代的事情。有人估计至今巴厘、龙目等岛民间所藏中国铜钱为数可能高达1000吨。台湾、日本有时从这里购走数十吨铜钱,从中挑选精品。元代纸币发行以后,中国纸币也开始在东南亚流通。

由于东南亚广泛使用中国货币,中外货币自然形成了比价。据汪大渊记载,元代交趾“流通使用铜钱。民间以六十七钱折中统银壹两。官用止七十为率”[3]。这里的“中统银”即“中统银钞”。交趾铜钱兑中统钞有官、民两种兑率。民间钱贵,因此中统钞在民间兑铜钱的兑率约比官价要低一些。而在罗斛国(今泰国眉南河之地),当地以海贝为钱,与中统钞的比价是“每一万准中统钞二十四两”[4]。在乌爹(位于今缅甸),当地银钱每个“重二钱八分,准中统钞一十两”,可易海贝15020余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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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广之域金银为货

古代中国版图广阔,但受到交通条件的限制,存在着许多地方性的市场。即使在大一统王朝X中国时期,全国政令虽然统一,但经济发展的地域性仍然很强;而在国家陷于分裂时期,经济发展的不统一性就更为明显。《隋书·食货志》提到,南梁时中国内地大多数地区交易用铜币或实行物物交换,只有在“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为什么交广地区不同于全国其他地方而实行金银本位制?使用的金银又是什么形制?《隋书·食货志》中提到的后周之初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河西是古代“丝绸之路”陆路的咽喉要地,对外贸易发达,所以才会在交易中汉铜钱与西域金银钱并用。由此可以推知交广之地用金银,也是因为各国番商在这里会聚的结果。岭南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以金银为通货的事实见于许多记载,唐人张籍诗云:“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元稹在其《长庆集·钱货议状》中也提到:“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被贬官到X的韩愈也记载说:“五岭买卖皆用银。”

中国钱币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域外泉货。从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中国史书就开始记载有外国货币的形制。古钱币学作为古器物学的一门分支,在中国古代已经发展起来,南朝萧梁时X始有了钱谱著作。中国的钱谱何时开始收录域外钱币目前尚不清楚。南宋学者洪遵(1120—1174年)所著《泉志》不是中国最早收录外国货币的书籍,书中收有钱币348枚,其中外国钱币占85枚,近1/4。所收钱币中有些洪氏并没有亲见,只能摹刻前人著作,沿袭谬误,以至不可识。有些因资料缺乏,文字记载过于简略。但有些钱币,据洪氏说,他来到广州后曾亲眼目睹。他说:“右大食国钱。《广州记》记曰:‘生金出大食国,彼方出金最多。凡诸贸易,并使金钱。’《国朝会要》曰:‘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大食国以金钱、银钱各千文入贡。’余按,此钱以金为之,面文象形,形制甚小,余至南海尚见之。”中国的钱志X现多种外国货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外海上交流日益频繁。

近年以来,在岭南地区的考古发掘中曾数度发现古代外国货币。与中国流出的货币多数为铜等劣金属币的情况相反,从目前的资料看,流入中国的域外货币多数为贵金属币。

据学者统计,岭南地区从1915年至1974年间所发现的萨珊王朝波斯银币,有纪录的有两次。一次是1960年7月,广东文管会与华南师院历史系在英德县,对南齐时代5—6世纪之交的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萨珊王朝银币3枚,其中两枚已残,一枚完好。完好的那一枚钱币中间有两个穿孔[6],当是用作佩物时的系绳孔,或起着中国铜钱中间方孔的作用。银币正面是头戴王冠的国王头像,背面中央是祆教火坛,上有长明火,火之上有日月。两枚残缺的原因可能是在流通过程中取零分割所致。据夏鼐教授考证,这些银币属于萨珊王朝卑路斯皇帝(Peruz,457—483年)X时期所制。

另一次是韶关发现的9片萨珊王朝银币[7]。1973年3月,在广东曲江县南华寺东南山坡的南朝古墓中,发现9片剪切开的波斯银币,片与片不能对合,残缺的原因可能也是在流通过程中取零分割所致。

1984年9月29日,在广东省遂溪县附城区边湾村平整屋基地时,发现一个带盖陶罐,罐内藏有金银器物,流落在X众手中,后收回破碎银器3.55公斤,金环2个,鎏金盅2个,波斯银币20枚。估计陶罐中原装有银币达一二百枚。这是一次空前的发现。从收集到的银币看,共分为四种样式,正面皆为头戴王冠的国王头像,背面中央皆是祆教火坛,上有长明火,火之上有日月。

据专家辨认,这四种式样中,第一种为沙卜儿三世(Shapur Ⅲ,383—388年在位)银币,共3枚;正面王像的王冠上有圆球,冠后有飘带。第二种为伊嗣矣二世(Yazdgerd Ⅱ,438—457年)银币,共5枚;王冠前有一个新月,王像周围为一圈联珠纹。第三、第四种为两种不同的卑路斯(Peruz)银币,共12枚。这批银币中不少的有穿孔,当是用作佩物时的系绳孔,或如中国铜钱一样用绳系携。如果是用作前者,则说明这些外来银币在当时的富裕之家中,既用作装饰品,亦作为通货使用。在取零时还常常切割银币。遂溪波斯银币发现地向东约1公里处,有西溪河流经,约10公里外为此河入海处。可能这批波斯银币与泛海而来的波斯海商有关。

在岭南流通的这些波斯银币无疑来自于入华贸易的西亚海商。据记载,南朝时一年抵达广州的外国船舶少时约三五艘,多则十余艘[8]。换句话说,到港的外国船至少平均每一季度一艘,多时可达平均每月一艘,中国船为数当不在此下。在岭南流通的海外贵金属币多数当是通过这种渠道流入的。

波斯海商到广州的目的多为采购丝料。唐代新罗僧人慧超曾提到,波斯人喜好经商,“常于西海泛舶,入南海向狮子国取诸宝物,所以彼国云出宝物。亦向昆仑国取金,亦泛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绸丝绵之类”。慧超提到的西海即波斯湾,“入南海”即从波斯湾驶入阿拉伯海,进入印度洋。波斯人向东航行有几个重要的目的:首先到南亚次大陆南端的狮子国,即斯里兰卡“取诸宝物”,斯里兰卡自古出宝石;然后前往“昆仑国”,即东南亚“取金”,东南亚是出产金子的地方;最后到中国X丝绸。

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关系类似于今天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国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到处有销路,是制成品的大量输出国;而海外诸国的商品除了香料、药材以外,受到中国市场欢迎的大宗物品不多,所以番商在中国采购要用硬通货支付。这就是南朝至唐代海外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岭南的原因。

在唐代,岭南流通的金银被通称为“南金”,诗人王建在其《送郑权尚书南海》中提到,“市喧山贼破,金贱海船来”。由此可见,番客来到中国海港,使用硬通货支付所购中国货款数额巨大到足以影响岭南地区的金价的地步。平民百姓足不出户,只要从黄金跌价便可知又有番舶到港。只有等过一个时期,过量流入岭南的金银分道流向中国内地,广州的金价才回复到正常水平,而下一轮番舶到港后,再重新开始金银价格先跌后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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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南亚的西来通货

西域贵金属币不仅流入我国东南沿海,也流入东南亚地区。本世纪以来,东南亚发现了许多宋代以前西方各地流传过来的钱币,其中包括印度钱币,例如泰国所发现的外国货币中有印度笈多王朝库玛拉笈多一世(Kumaragupta Ⅰ,414—455年)时所铸金币。

婆罗洲所发现的波斯银币中有萨珊王朝库萨和二世(Khusraw Ⅱ,591—628年)即位之次年在斯宾国(Ctesiphon,泰西封)所锻压之银币,和他即位之33年在昔尔坚(Sirjan)所锻压之银币等。这里发现的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时期的各种银币,包括倭马亚·本·齐亚德(Ummayadallah b.Ziyad)时代于679年在伊拉克巴士拉(Basr)所锻压之银币,这种早期阿拉伯银币仍保持波斯萨珊王朝银币的特色,正面为带王冠的国王头像,背面的正中为祆教长明火坛;阿卜杜·马立克(Abd al-Malik,回历65—86年在位)于回历80年(699年)在巴士拉锻造的银币,这种银币已经不再使用波斯萨珊王朝的造型;乌马儿二世(Umar Ⅱ,回历99—101年在位)时代于回历100年(718年)在苫国(叙利亚)大马士革所锻造的银币;以及黑沙姆(回历105—125年在位)时代于回历1X(738年)在伊拉克瓦锡特(Wasit)所锻造的银币等。婆罗洲所发现的黑衣大食(阿巴斯王朝)时期的各种银币中有:满速儿(Al-Mansur,回历136—158年在位)于回历155年(771年)在伊拉克报达城(Baghdad,巴格达)所锻之银币;哈伦·拉施德(Harun al-Rashid,回历170—193年在位)于回历189年(804年)在萨拉姆城(Salam)所锻之银币等[9]。

宋以后,东南亚地区的外来通货,包括来自西方的贵金属钱币和中国的铜钱越来越多。同时,东南亚本地铸造的钱货也开始流行。在东南亚交汇的中外泉货是这一时期东西方贸易兴盛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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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番货溢于中国

隋灭陈后,境土拓至华南,中国复归于统一。唐代,中国X社会进入鼎盛时期,海外贸易也发展到一个新高峰。据日本僧人记载,唐开元年间,广州珠江中可见“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10]。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每年抵达广州的番舶少则四五艘,多则四十余艘[11],比南朝时有所增加。韩愈在《送郑尚书序》中描述广州海外贸易之兴盛时说:“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刘禹锡有诗记锚泊广州港的番船情景曰:“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船多宝舶来。[12]”

唐以后,海外贸易继续发展,沿海港市也一直保持着繁荣。许多文献描述过广州的情况。如李焘说:“番禺宝货所聚”[13],《宋史》称:“广州宝贝丛凑”[14],宋人程师孟诗云:“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15]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间,广州“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西南X夷之珍,如犀、象、珠、香、流离等,无所不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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