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虎说事

王大虎:海外地名的外国坐标系统

王大虎

中国古代历史上对西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海区命名的混乱,其原因在于地理坐标的不一致。古代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来源不一,有的来自中国旅行家、航海家的独立观察,其地理坐标中心在中国本土;有的则受之于外人,其地理坐标中心在异域。秦汉时代,中国土生的海域名称一般指中国周边近海。中国人的东南亚—印度洋—西亚地区的地理知识主要源于外国。受之于外人的,又可大致分为受之于印度人和受之于西亚人两大类。因此,中国对东南亚—印度洋—地中海地区地理名称也明显地分为中国土生的名称和外国坐标系统两大类,而外国坐标系统又可大致分为南亚系统和西亚系统两类。

南亚坐标系统

先说汉文史籍中以南亚为地理观察中心点而产生的海名。南亚次大陆如一个巨大的半岛伸入印度洋中,地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之间。以印度为中心,孟加拉湾在东边,故称为东海或东南海;阿拉伯海在西面,故称为西海或西南海。印度的佛经中经常提到,恒河注入东海(或东南海),印度河流入西海(或西南海)。而印度以南的印度洋水域则为南海。古代南亚人的这种地理观念也随着佛教输入东亚。《敦煌石室遗书》所收之高丽僧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提到大实(即大食)“常于西海泛舶入南海,向狮子国取诸宝物”。慧超所言为印度事,“西海”即指今之阿拉伯海,而“南海”乃指今斯里兰卡周围海域。这种以印度为中心的地理坐标可以在许多汉文史籍中找到,例如:

“东海”:北魏时郦道元的地理名著提到“恒水东流入东海”。

“西海”:《后汉书·西域传》中有关印度的文字称:“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于西海……皆身毒(即印度)之地。”《佛祖统纪》卷32《世界名体志》15之2所刊地图“西土五印之图”中印度以西海域注明“西海”。

“南海”: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序中提到的“北天南海之郡,纯是小乘”。“北天”指北天竺,“南海”指今之斯里兰卡。《佛祖统纪》卷44《法运通塞志》第17和卷45第17之12都曾提到“南海注辇国遣使来贡”等,“注辇国”即明代之“西洋锁里”,今印度东南海岸。“南海”指印度南部周围海域。

不过古代中国人并不滥用印度系统的海名。一般只是中国人在叙述印度地理时,才常常套用印度人的地理观念。

西亚坐标系统

早期汉文史籍中以西亚为观察中心而命名的海名,集中在记述西亚、大秦国(佛林)等地的文字之中,其中主要是“西海”。以西亚为观察中心点的“西海”的名称产生很早,在西汉时期已经见于史乘,司马迁在记载大宛时,提到在“安息西数千里”的条支,国“临西海”[64]。后来“西海”这个地理名称在汉文史籍中固定下来,为历代史家所沿用。班固也说条支国“临西海”,由此“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65]。

至于西亚的“西海”地望,班固在记载大秦国时说:“大秦国一名犁靬,在西海之西。”[66]“犁靬”即今X亚历山大城。单从字面上看,这里的“西海”似指地中海。地中海位于西亚之西,可称西海;而亚历山大城因与西亚隔地中海相望,称为“海西国”顺理成章。但仔细查检《后汉书·西域传》发现,班固在叙述97年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时提到“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矣。由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这里的“斯宾”即波斯故都泰西封(Ktesiphon),于罗即Hira古城,位于底格里斯河畔。而通往大秦国的海,即“西海”,应当就是波斯湾。“海西珍奇异物”乃指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以西地区的物产。《魏略·西戎传》在介绍大秦时说:“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这里的“河”指今尼罗河,大秦以西的海,才是地中海。

由此可知,以西亚为地理坐标中心的“西海”,最初是指波斯湾、阿拉伯海北部和红海这一片海域,不同于以印度为坐标中心的“西海”。

王大虎

“海西”的名称在东汉时作为大秦的代名已经广为人知。《后汉书·西南夷传》在描述永宁元年(1X)大秦幻人自掸国来朝时提到,这些大秦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除了“海西”之外,《魏略》还提到了“海北”和“海东”的概念。所有这些“西海”、“海西”、“海东”和“海北”,都是以西亚为观察中心而产生的地名。

当然,后来“西海”的概念渐渐发生一些变化,不再限于北印度洋水域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有时也指地中海。例如《隋书·裴矩传》中描述敦煌通西域的X道路中的后两条道时说,从敦煌经葱岭、苏对沙那、波斯达于“西海”;又说,从敦煌经葱岭、吐火罗、北婆罗门亦达于“西海”。这两个“西海”分别是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同于东汉时代的“西海”。而裴矩所述的第一条道却说,从伊吾(今哈密)经南西伯利亚、欧亚草原至拂林国,达于西海。这里的“拂林”乃指拜占庭帝国,而“西海”显然是黑海或地中海。751年唐军在怛罗斯为大食战败,大批唐军被俘后被押往大食,《通典》的作者之侄杜环在行。他在大食留居达12年之久,返回中国后著《经行记》,提到弗林“常与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这里的“西海”也是指今地中海,而“南海”则显然是指今“红海”。

大食帝国兴起以后,汉文史籍中的外来的西印度洋—地中海海区名称也随之变化,但以西亚为地理坐标中心来命名的原则仍然存在。最明显不过的例子便是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所提到的“东大食海”和“西大食海”。关于所谓“东大食海”,周去非说,天竺以西有海“曰东大食海,渡之而西则大食诸国也”。唐代航海家们就已经知道,阿拉伯海之西岸皆属大食。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提到“自婆罗门南境”,至波斯湾的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两者相较,可见周去非的记载几乎就是贾耽之言的翻版。稍知现代地理的人可知贾耽所提到的“海”和周去非的“东大食海”,即今之阿拉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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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所谓“西大食海”,周去非说:“大食之地甚广,其国甚多,不可悉载。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则木兰皮诸国凡千余。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很显然,这里的“西大食海”就是地中海及与之毗连的北大西洋。“木兰皮”即阿拉伯语maghrib的音译,意为“西方”。“木兰皮诸国”即今北非阿拉伯马革里布诸国。地中海是当时中国人地理知识的极限,“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说明地中海以西的情况中国人就不了解了。

从地理学的角度观察,所谓“东大食海”与“西大食海”的命名原则,乃是以阿拉伯帝国的重心今西亚地区的南部地区为观察中心。周去非在提到“西大食海”这个名称之后,接着提到“渡之而西则木兰皮诸国”这一点提示我们,不仅“东大食海”、“西大食海”这一对海外的地理坐标是以西亚为中心,而且其名称本身可能也是外来的。

12世纪斯加里野国(今意大利西西里岛)地理学家爱德利奚(Edrisi)于1153—1154年间著《地理书》,其中地图注有海名Bahr al-Muzlim al-Gharbi,意即“西X海”,此海在元代阿拉伯史家乌马里的《眼历诸国行纪》中写作Bahr al-Gharbi,意为西海。10世纪后半叶成书的波斯无名氏著作《世界境域志》中描述了“西海”的范围,说它从苏丹和木兰皮诸国的极边开始,直至芦眉(今小亚)海峡。

王大虎

显然,爱德利奚的“西X海”和《世界境域志》及乌马里书中的“西海”应即周去非言之“西大食海”的来源。阿拉伯地理文献中又有“木兰皮海”(Bahr al-Maghrib)或“芦眉海”(Bahr al-Rum)[67],均指地中海。

周去非所提到的“东大食海”我们也可以在西域史料中找到根据。若查检X地志中有关印度洋的记载,可发现《世界境域志》描述过一个名曰“大海”(Bahr al-’Azam)的大洋,说它与中国相通,有五个海湾:

第一个海湾起始于阿比西尼亚,面对苏丹,向西延伸,称为“拨拔力”(Barbari)湾。此即今之红海南端与阿拉伯海相接处之亚丁湾。

第二个海湾与第一个海湾相连,向北方延伸,直至X之境,越来越窄,北头最窄处仅一英里宽,称为“阿拉伯湾”。此海即今之红海。

第三个海湾起始于法尔斯(Fars)海岸,向西北延伸。阿拉伯之地均位于此海与上述之“阿拉伯湾”之间。此海即今之波斯湾。

第四个海湾称为“波斯”(Pars)海,起始于波斯之边界,彼处很窄,延伸到忻都边界。此海应今之阿曼湾。

第五个海湾称始于印度斯坦国边界,向北方延伸,成为一个海湾,称为“忻都”湾。此海似应为今之孟加拉湾[68]。

波斯无名氏作者所提到的这个“大海”,除了其中第四个海湾以外,其整个地理范围应当大致与周去非所说“东大食海”相当。

 

 

(2)中国土生海外地名

 

前面谈的都是外国人对北印度洋—地中海海域的称呼。先秦时代,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尚有限,但已经认识到九州(即中国)虽大,也不过是天下的一部分。天下虽大,却不如海洋广大。战国时齐人邹衍关于赤县神州外有裨海环之,天下各洲亦同样有小海环抱,而世界陆地又有大瀛海环抱的学说,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南海、西南海及其他

秦汉以后,中国舟师和商贾在世世代代的航海活动中,越来越多地认识了海洋,也因此建立了坐标中心在中国本土的海洋命名X,而其中与东南亚—印度洋贸易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南海”。中国海岸的大致轮廓线为南北向,要出洋航向东南亚—印度洋水域,必须向南航行。先秦时代中国人已经有“南海”的概念,泛指中国南方及其附近洋面,并兼指今之东海。汉以后,逐渐专指中国以南海面。故中国人的“南海”概念,与印度人、西亚人所指的“南海”是不同的。

在航海和域外地理知识不够发达的时代,“南海”这个地理概念所覆盖的范围相当广,除了指中国以南海域外,也指东南亚和东印度洋诸地。唐代有“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唐书·王方庆传》。的记载。这里的“昆仑”即指东南亚、东印度洋诸地。龙朔三年(663年),“南海真腊国”延请唐朝僧人那提三藏,那提以赴南海采药为名请求出洋,受敕命赴南海后长留不返[69]。《新唐书》卷222记载,有“盘盘国”位于“南海曲”,即今暹罗湾西岸之马来半岛。唐代人习惯上把海外贸易番舶称为“南海舶”,意从南海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唐以前,中国水手在航海中特别注意辨识江河入海处,以此为目的港和中转港的标志。例如《梁书》在描述从扶南(今柬埔寨)至印度的航路时说:“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70]在这短短数十个字中,无一提到沿途所经的海名,但却提到了两个河口,即“拘利口”(或“投拘利口”)和“天竺江口”。这里的“天竺江口”,即今之恒河河口。唐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在叙述印度西海岸的航线时,提到西天竺“有弥兰大河,一曰新头河”,由此入海。这里的“弥兰”河(新头河)河口,即今之巴基斯坦的第一大城卡拉奇以西的印度河河口。贾耽描写他在今波斯湾内伊拉克、伊朗两国交界处航线时,说:“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南入于海。”这里的“弗利剌河”口,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汇流后形成的夏吐·阿拉伯河的入海处。这些都说明,除了今南中国海南部被称为“涨海”以外,当时的中国水手似乎仅满足于“南海”这个泛指名称,并不留意域外海洋的具体名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航海家积累的海外地理知识和方位概念越来越丰富。唐代中国航海家在“南海”的概念(即今之东南亚)以外,又区分出一个新的概念“西南海”,用来专指北印度洋。《新唐书·西域传》说“师子”国,即今之斯里兰卡,“居西南海中”[71]。这里的“西南海”指今印巴次大陆南部周围海域。唐末段成式在记述拨拔力国(今非洲东岸之索马里沿海地区)的地望时,说此国“在西南海中”[72],这里的“西南海”又指今之阿拉伯海。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南海”与“西南海”的异同,则会发现“南海”与“西南海”的概念的观察中心点都在中国本土,而后产生的“西南海”比原先模糊的“南海”方位要更准确。

唐人的“西南海”概念在宋代继续为中国人所沿用。周去非提到“西南海上波斯国”[73],赵汝适在谈及“昆仑层期国”(即今东非坦桑尼亚之桑给巴尔岛)时说,此国“在西南海上”[74]蒙古国时宪宗蒙哥遣使西域宗X烈兀,汉人刘郁在行。他曾记载到波斯的“失罗子国”(即今之伊朗设拉子城),说“其西南海”X珠[75]。所有这些“西南海”,与唐时一样,均指北印度洋诸海。显然史籍中的这些“南海”、“西南海”的概念都是在中国产生的,是中国舟师独立命名的,其地理坐标中心均在中国。

五代及宋朝是中国海外地理学发展过程中产生飞跃的阶段。宋代地理学家周去非除了借用X以西亚为中心地理命名X,使用“东大食海”和“西大食海”以表示西北印度洋和地中海,并沿用唐代产生的“西南海”以重复表示北印度洋以外,还提到了一系列新地理名称,以称呼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不同水域。例如用“东大洋海”的名称指中国东南今X爪哇以东的大洋,即西太平洋。用“南大洋海”的概念表示三佛齐以南的大洋,即今澳洲以北之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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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今之孟加拉湾,在宋代则被称为“细兰海”,得名于“细兰国”,即今之斯里兰卡。而元代以后,又进一步把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与斯里兰卡之间的南孟加拉湾称为“喃巫哩洋”。这些都是前代未闻之事。

“东洋”与“西洋”

五代、宋时航海地理学的另一个重大进步是产生了“东洋”和“西洋”的概念。“西洋”的名称初见于五代。据《西山杂志》记载,泉州蒲氏家族成员蒲有良五代时“之占城,司西洋转运使”,宋末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转运使”[76]。足见“西洋”的地理概念在宋代一直为人所沿用。

除了“西洋”之外,宋元时代还有“小西洋”的地理概念。这个名称见于元人陈大震所著《大德南海志》。《志文》说,“单马令国管小西洋:日罗亭、达翁希、崧古罗、凌牙苏家、沙里、佛罗官、吉兰丹、晏头、丁加芦、迫嘉、朋亨、□(原文此处为方框)兰丹”;“三佛齐国管小西洋:龙牙山、龙牙门、便塾、榄邦、棚加、不理东、监蓖、哑鲁、亭停、不剌、无思忻、深没陀罗、南无里、不斯麻、细兰、没里琶都,宾撮”诸地。所谓“小西洋”近于泉州蒲氏家族所经营的“占城西洋转运使”中所指的“西洋”,大体上指今马来半岛和X苏门答腊周围海域,略小于明代《东西洋考》中的“西洋”。提到“小西洋”的《大德南海志》成书上距宋亡不过20余年光景,所以“小西洋”很可能也是宋时遗留下来的旧名。

宋元时代“西洋”的概念已经广为使用。从现在文献资料看,宋元时代的“西洋”与五代时的“西洋”名称虽同,但所指地理范围有很大变化。元X中所著《中庵集》之《不X神道碑》提到不X的远祖从西域的“哈剌哈底”徙居“西洋”,后来在那里定居。比较《元史·马八儿传》可知,所谓“西洋”国就是位于今印度东南岸海的马八儿国(Ma’abar)[77]。不X在元世祖时曾任马八儿国宰相,多次接待过元朝过往使臣。由此可见其祖先移居“西洋”事在宋代。

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也多处提到“西洋”,如:“苏禄”条中提到“西洋之第三港”;“旧港”条提到“西洋人”;“龙牙门”条和“北溜”条提到“舶往西洋”;“昆仑”条提到“舶泛西洋”;“大八丹”条称其“国居西洋之后”;“万里石塘”条两次提到“至西洋”;“大乌爹”条分别提到“界西洋之中峰”和“西洋诸番国”;“天堂”条说“西洋亦有路通”;“甘埋里”条说“商贩于西洋互易”等。所有这些“西洋”应当都是指马八儿及其周围地区。《岛夷志略》中还多处提到“西洋布”或“西洋丝布”,这种“西洋布”与《真腊风土记》中所记“来自西洋”的布,应当都是马八儿一带出产的纺织品。

“东洋”的名称可能与宋代的“东大洋海”有关。“东洋”的概念初见于元人陈大震所著《大德南海志》,分为“大东洋”与“小东洋”。《志文》说:

“东洋:佛坭国管小东洋:麻里芦、麻叶、美昆、蒲端、苏录、沙胡重、哑陈、麻拏罗奴、文杜陵;单重布罗国管大东洋:论杜、三亚思、沙罗沟、塔不辛地、沙棚沟、涂离、遍奴辛、勿里心、王琶华、都芦辛、罗韦、西夷涂、质黎、故梅、讫丁银、呼芦漫头、琶没、故提、频底贤、孟嘉尖、乌谭麻、苏华公、文鲁古、盟崖、盘檀;阇婆国管大东洋:孙条、陀杂、白华湾、淡墨、熙宁、罗心、重茄罗、不直干陀达、蒲盘布提、不者罗于、打工、琶离、故鸶、火山、地漫。”[78]

从陈大震所提到的上述地名来看,元初和元中期的“东洋”主要指今菲律宾诸岛、加里曼丹岛和爪哇岛以东之西太平洋海域。其中之“小东洋”主要指今菲律宾诸岛和加里曼丹岛,由佛坭国(即孛泥,今文莱)管领。而“大东洋”主要指加里曼丹岛以南直至今澳洲之海域。“大东洋”又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包括今X马鲁古X岛以东诸地,西部主要是今X爪哇、巴哩诸岛[79]。

汪大渊也提到了“东洋”。他在“爪哇”条中提到爪哇岛“实甲东洋诸蕃”;在记述位于“海东一隅”的“毗舍耶”时,他又说,“东洋闻毗舍耶之名,皆畏避之也”。在“尖山”条中,他说“兹山盘踞于‘小东洋’”。汪大渊虽然没有提到“大东洋”,但想必他也是知道这个名称的。

《南海志》主要记叙广东与外番的往来,而《岛夷志略》则叙述福建与海外的联系。“东洋”的名称虽初见于元人陈大震所著《大德南海志》,如果此名称在入元后才产生,则不可能在短短数十年内为广东、福建等广大地区的海商所熟知。足见元代的“东洋”、“大东洋”、“小东洋”等地理概念,只不过是沿用了宋代的旧称而已。

元以后“东洋”与“西洋”的概念继续为人们所袭用。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中只有“东洋”的总名称,不再有“大东洋”与“小东洋”之分。但张燮的“东洋”,大体上相当于宋、元时代的“小东洋”,也即今菲律宾列岛与加里曼丹岛附近海域。而宋元时代属于大东洋的“文鲁居”,在《东西洋考》中译称为“美洛居”或“米X”,被划入“东洋”的范围。同样,《东西洋考》中只有“西洋”这个名称,相当于宋元时代的“小西洋”的概念。而宋元时代的“西洋”,即今印度东南沿海的马八儿等地,在郑和时代被称为“西洋锁里”,但不见于张燮的著作。

《东西洋考》“文莱”条中提到,文莱为“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许多学者据此研究“东洋”与“西洋”的地理划分。“东洋”与“西洋”所指的地理范围的确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给研究者们增加了许多困难。单从地名考订上下功夫,很难解释这个问题。所幸张燮在《舟师考》中叙述了“西洋针路”和“东洋针路”。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东洋”与“西洋”区分的基本依据在于航线的根本不同。

唐、五代时海船出洋前往今东南亚地区通常取两条航线:一是从福建、广东大体沿东亚大陆海岸线南下,以大陆沿海的地形为标志物导航,所经海外诸地皆称为“西洋”。五代时泉州蒲氏任“占城西洋转运使”时,所经营的就是这条航线的贸易。宋元时代,此航线所经诸地又称为“小西洋”。我们可将此航线形象地称为“大陆航线”。过“小西洋”后,再向西便是印度,这里在宋元时代被称为“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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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航线是先横渡今台湾海峡(对福建海舶而言)至流求(今台湾),或先横渡南海北部(对广东海舶而言)至吕宋诸岛;然后再沿今菲律宾列岛南下,以西太平洋岛弧的南部诸岛为导航的标志物,所经诸地皆称为“东洋”。我们可称此航线为“岛屿航线”。“东洋”中的菲律宾诸岛与加里曼丹岛附近的南海海域被称为“小东洋”。加里曼丹岛以南海域称为“大东洋”。从“小东洋”进入“大东洋”有两条航线,一是从加里曼丹岛西部沿海进入“大东洋”,此即“大东洋”的西部,指今爪哇海和巴厘海。一是从加里曼丹岛与今菲律宾的巴拉望X岛之间的海峡穿过,进入苏禄海,再沿加里曼丹岛东部沿海南下,此即“大东洋”的东部,即今之苏拉威西海、马鲁古海、班达海和佛罗勒斯海诸地。

总之,“东洋”的地理范围大体上指今南海以东,而“西洋”则大体指今南海以西地区。“东洋”与“西洋”隔南海相望,他们之间的基本地理分界便是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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