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虎

王大虎:外来宗教入华

王大虎

(一)X教的传入

 

研究X史的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着X教传入中国的时间问题。在明代以来的汉文文献中,X教入华的时间有隋开皇年、隋大业年、唐武德年、唐贞观年和唐永徽年诸说。其中隋开皇年说因其时X尚未创立X教,不足为信。隋大业年X教尚处于初创阶段,传入中国的可能性甚微。其他诸说从X教本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均已在可能的范围之内。

剖析一下上述X教于唐代入华时间诸说,可以发现唐武德年说的根据是明代何乔远的《闽书》。书中载X人传说,麦地那国X有四大贤人,武德年间入唐,其中一位贤人传教于广州,另一位贤人传教于扬州,还有两位贤人传教于泉州。泉州之灵山即此两位贤人的墓地。其实泉州灵山圣墓的阿拉伯文题记系年于元代,墓本身可能是宋代的。

唐贞观年说的根据是广州的斡葛思墓碑。斡葛思即上述四位贤人中到广州传教的那一位贤人。其实这个传说也很可疑,“斡葛思”这个名称是元明时代的音译法,与唐、宋时代的译例完全不同。单凭这一点便可判定斡葛思墓碑所记载的传说产生于元以后。

唐永徽年说的根据是《旧唐书·大食传》的记载,传说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始遣使朝贡”。其实这是把唐与大食通使建立外交联系的时间与X教传入的时间混淆起来了。

由于阿拉伯地理著作在提到黄巢X时,记载到黄巢的军队攻破广州后杀死12万番人,其中包括大量的X教教徒,所以学者们在唐代X教已经传入中国这一点上并没有疑问,争论的核心只是X教入华的具体年月。

其实要想具体地确定唐代X教入华的时间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留心中外海上交流史的学者都知道,汉代中国与西亚的海上直接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东汉以后中国商使可从华南发舟,沿途停靠,直达阿拉伯海沿岸诸地。而罗马帝国的海舶亦可从红海出发直达中国东南沿海。从汉到唐的数百年中,中国与西亚之间始终维持着海上联系,各国番商入华后因季风或其他原因常滞留不归,在中国沿海和内地长住或定居下来。X教创立后,东西之间的海上交往仍很频繁。来自西亚的番商中一定有一些X教教徒,他们往来于中国和西亚之间。究竟是哪一位信奉X教的商人最早到达中国,史无明文,无从查证。况且信奉X教的商贾到达某地,与X教传入某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就像汉代中国商舶到达印度不能说明儒学传入印度一样。

当X教在西亚占据X地位以后,入华的西亚海商中的X教教徒也会越来越多。来到中国沿海地区的外国人一般生活在蕃坊中,蕃坊中的外国人多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所以唐代中国最初的X教徒主要是留唐不归的西亚商使及其随员家人。他们的宗教信仰为中国人所注意,需经历一定时间,而X教最后在中国落地生根则更需一段时间。

元代从陆路和海路入华的X人之间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自唐宋以来,不少波斯、大食商人从南海坐船来中国贸易,寄居在南方的对外贸易港。入元以来,X人继续从海路入华,并定居于沿海港市。例如至大年间重修泉州“圣友之寺”的阿合马,即为耶路撒冷人。与从陆路入华的X人不同,他们的文化更多地体现了阿拉伯色彩。近数十年来在泉州发现了许多元代X教文物如X人墓碑、礼拜寺碑铭等,有相当一部分是阿拉伯文的[80]。在其他地方也发现过阿拉伯文的元代X教文物,如广州怀圣寺的元末阿拉伯文碑铭、扬州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北京牛街X寺内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等。至正年间的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提到了清净寺内的四种教职:“……摄思廉(Shaikh al-Islam?),犹华言主教也;……益绵(Amin? Imam),犹言主持也;没塔完里(Mutawalli),犹言都寺也;谟阿津(Mu’azzin),犹言唱拜也。”[81]这些均为阿拉伯语的音译,与沿陆路入华的X人习用波斯语明显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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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的X寺

X寺是X人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X经济生活和文化水平的反映。入华的X人很早便开始建寺。元以前的X寺主要分布于中国沿海地区,入元以后,北方和内地的X寺才越来越多。目前中国最古的X寺是广州的怀圣寺。大食人苏莱曼于9世纪中叶到广州时,已看到那里有X寺。南宋岳珂在12世纪末居广州时,怀圣寺已屹立于珠江边。元至正十年(1350年)所立之《重建怀圣寺之记碑》也提到此寺建于唐代。泉州也是X古寺较多的地方,据那里的圣友之寺大门甬道北面石墙上的阿拉伯文题记记载,此寺建于回历400年,即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据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记载,清净寺始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

元代X人修建的X寺很多。至正八年中山府(今河北定县)《重建礼拜寺记》曰:“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82]其辞虽有夸张之处,但也反映了元代X教徒的建寺活动遍于全国的事实。上述广州怀圣寺、泉州圣友之寺、清净寺在元代都得到维修。元末吴鉴的《重修清净寺碑》提到,“今泉造礼拜寺增为六、七……”现今发现的泉州X古寺遗迹除了上述圣友之寺和清净寺以外,还有涂门外津头埔的“宋也门寺”、南门的“元X寺”、东门外东头乡的“元纳希德重修寺”和“元无名大寺”等[83]。此外,大都(北京)、杭州、扬州、定州、开封等地都有X人新建的寺院。俄国人柯兹洛夫等人还在元亦集乃路治(哈剌和托,在内蒙额济纳旗东)发现14世纪的礼拜寺址及波斯文残碑[84],蒙古国都城和林遗址的1339年波斯文碑,提到了当地的经学院。这些证明元代X人一直在各地进行兴教建寺的活动。

在中国诸多早期的X寺中,建于1009年的泉州圣友之寺在建筑上最具特色,表现出明显的大马士革风格,与中国境内众多的汉式X寺截然不同,它是一所由外国工匠设计施工建造的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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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湿婆教

元代文献中未发现有关湿婆教的记载。本世纪30年代以来,泉州曾多次发现元代湿婆教石雕遗物,总共200余方。近年来又屡有新发现。1984年底,学者们在泉州通淮门城墙约1公里处发现一方湿婆教石刻。该石呈长方形,体积为47×57×22厘米,石质为辉绿岩。其主体部分刻成屋形方龛,龛顶正中为一钟形纹饰,屋脊顶层饰有狮子头像,屋宇下左右各刻有一根多层相叠的莲花柱,龛内正中雕刻着一塔状磨盘,承托在盛开的莲花之上。其左右各有一神像,头戴宝冠,颈项上饰念珠,腕上套有镯环,以同样姿式坐在莲座上。这里的神像应为印度教毁灭之神湿婆(Siva)或其追随者,而龛内的塔状磨盘则应为湿婆最基本的化身林加。湿婆教认为毁灭之后必然要创造,湿婆虽然是毁灭之神,但也有创造能力。此石刻属于湿婆教建筑外观饰物,常嵌在内殿的层楼顶上。本世纪50年代初期吴文良曾收集到类似的龛状石[85]。湿婆教的神像在泉州一带发现了不少。

1985年以后,泉州又征集到多件湿婆教石刻。其中有花朵式柱头两方。一方为25×98×98厘米,前后两面各雕有莲瓣及十字形花朵,两侧花朵对称向下垂。另一方为26×86×86厘米,形制与前一块一样。泉州出土的花朵式柱头很多,都为南天竺式样,具有犍陀罗艺术的风格。1985年在泉州南门附近发现了希腊式柱头石,1989年在鹿园灵山附近发现了葫芦状柱顶石。另外还在筑路施工中发现过石横枋,两端雕有花纹,左侧有眼镜蛇相交的变形图案,右侧长方形框内雕有海棠花,边缘雕有斜形莲瓣。此石当为廊柱柱头檐之间的横向梁枋。

1956年,吴文良曾在泉州五堡街豆芽巷发现过域外文字的碑铭[86]。后经印度学者和日本学者辨认为泰米尔文。泉州的这些印度教石刻证明元代在这里曾经有湿婆教寺院[87]。

在泉州活动的湿婆教徒主要应是从南印度的马八儿泛海而来的商旅。马八儿又称南毗国,宋元明时代与泉州的海上联系十分密切。据赵汝适记载,宋末有南毗国人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居于泉州城南,而泉州城南正是大批湿婆教石刻和上述泰米尔文碑文的出土地点。可以设想,时罗巴智力干父子,是当时居于泉州的湿婆教徒社团中的成员。

南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密切往来是双向的,既有湿婆教徒入华,也有中国人旅居于彼。据汪大渊记载,南印度有“土塔”,“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围绕,有土砖甃塔,高数丈”,上有汉字书云“‘咸淳三年毕工’。传闻中国人其年旅彼,为书于石刻之,至今不磨灭焉”[88]。藤田丰八指出,此“土塔”应即玉尔氏注《马可·波罗游记》时提到的南印度Negapatam西北约1英里处砖塔,俗称为“中国塔”。此塔在1847年尚存三层,至1859年颓坏不可复缮。此“土塔”所处“八丹之平原”中之“八丹”,应是泰米尔语pattinam的音译,意为“城墙围起来的城镇”[89]。此塔建于咸淳三年(1267年),已在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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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外作物的引进

 

(一)《海药本草》

 

中外海路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输入海外药物。从汉代到唐末近1000年中,中国民间对海外药物的知识日益丰富,本草著作中收录的海药越来越多。但历代本草著作的重点在于中国土生药物,对海外输入的药物往往混在本地产本草中叙述,应用时查找不便。另外中国药物学家因受历史条件限制,对外来药物的具体性状,如产地、形态、功效、性味、泡制、使用、禁忌等方面尚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有些记载还停留在道听途说、叙述奇闻异物的阶段,错误较多。唐代中国贸易的发展,使海药的进口大为增加。中国药物学家对海药的药性有了新的认识,使用海药的临床经验也增多了。中国药物学家还发现了某些海药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在中国也有出产,同一种海药因产地不同疗效常有区别。《海药本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中国古代的药物学因草药为多而称为“本草”,《海药本草》意为海外药物。

《海药本草》的作者五代人李珣是世居蜀中的土生波斯后裔。他一生未做过官,家中是贩卖海外香药的商人。李珣本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已经基本汉化,能吟诗作文。他的家庭背景使他成为向中国人民介绍海药的最合适人选。《海药本草》在明万历间焦竑的《国史·经籍志》有著录,可见至明末尚存,但今已亡佚,无法窥见其全貌。所幸在宋人唐慎微的《证类本草》及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曾多处摘引,使今日的学者可略知此书的内容。

《海药本草》所收载的大多是从海路输入的药物。学者们做过辑佚工作,收集到李殉所提到的海药100余种。其中有许多是首次收入本草著作中,如矿物中的金钱矾(黄矾),植物中的延胡索(玄胡索)、荜澄茄、莳萝(小茴香)、仙茅、降真香、海桐皮、海红豆、奴会子(芦荟)、藤黄、没药、天竺葵、婆罗得、海松子,与动物有关的车渠、珍珠等。这些海药中,有些直至今日仍是中国医药学界的常用药物。1984年出版的全国高等医药学院校教材《中药学》一书中,介绍了全国多数地区常用的493种中药,其中就有9种(延胡索、荜澄茄、莳萝、仙茅、降真香、海桐皮、没药、珍珠、奴会子)是经《海药本草》首次收载后,才被后来医药学界广泛了解和使用的,并成为现代中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9种海药的名称经《海药本草》收载后,成为现代中药学的正式名称,李珣书中所载这些海药的性味、功效、炮制、应用与现代中药学的科学总结也相差无几。

海药传入中国后,经长期临床使用,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们对其性味、主治功效,与其他海药和中国原产药物的配合使用、相恶作用、使用禁忌等有了不少新的认识。例如李珣提出荜拔(一种胡椒)与阿魏相配效果良好,莳萝则不宜与阿魏配合,阿月浑树皮宜与木香、山茱萸相配,延胡索与三棱、鳖甲、大黄制成散剂效果良好等。不少海药在前代本草著作中虽已有著录,但有些仅录其名而无药效记录。《海药本草》将中国医药学家在使用这些药物的过程中所观察到的疗效记录下来;某些海药的疗效在前代本草著作中已有注录,中国医药学家在长期的实践中又有新发现,《海药本草》也记录这些新的主治功效。例如沉香,《本草经集注》说它不入正药,《本草拾遗》则称除熏衣去臭以外另无功效,但《海药本草》则记载了临床使用中发现的煮酒服可主治心腹痛、霍乱中恶、清神等,入膏则治诸疮肿的新疗效。

《海药本草》奠定了海药在中国药物学中的地位,为丰富中国医药学宝库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使中国医药学在不断汲取海外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后代的许多重要本草专家,如唐慎微、李时珍等都曾摘引《海药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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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棉花

中国古代没有棉,也没有“棉”字,只有“绵”字,原指丝绵,后世借用来指棉花,称木绵。宋代才有木旁的“棉”字。南宋X所撰《瓮牖闲评》提到:“木绵,亦布也。只合作此‘绵’字,今书又出一‘棉”字,为木棉也。”中国古代中原和江南地区的纺织品以丝麻为主,达官显贵衣绸,平民百姓着麻。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唐宋之际才改变。到宋代出现了棉花后,我国纤维织品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中国古时虽不出棉花,但当时人从与异邦的交往中发现异国人穿着的材料与中原不同。《禹贡》说“岛夷卉服,厥篚织贝”。这里的“岛夷”指东南亚的海岛居民。“卉”意为草,大约是指木棉之类的植物。而“织贝”后来亦称为“吉贝”,是梵语karpasi,即栽培棉的音译[90]。古代东南亚的棉花来自印度,今天一般称为“亚洲棉”(Gossypium arboreum)。

东南亚棉花很早就通过不同渠道传入我国东南和西南地区。汉代珠崖地区和云南西部的先民已经种棉织布。明确提到棉花的是《后汉书·西南夷传》,说云南西部的哀劳人织造“帛迭”[91],汉代以后,植棉业缓慢地向周围地区扩展。西晋时已经传至四川。唐代广西出产的绵织精品称为“桂布”,江南也已经产棉。白居易在他的《新制布裘》诗中曾这样描述:“桂布白似雪,吴X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这条由印度开始,经过东南亚,到我国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的由南及北的路线,即棉花在我国传播史上的“南线”。

除了南线以外,棉花还从西北传入我国内地。1959年在X民丰县的东汉时代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包括棉织品在内的纺织品,如覆盖于盛着羊骨、铁刀的碗上两块蓝白印花布,男性墓主穿着的布质裤子,女性墓主的手帕等[92]。《梁书·西北诸戎传》记载:“高昌国……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名白迭子。国人多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白迭为梵语bhardvji的音译,《后汉书·西南夷传》音译为“帛迭”,意为野生棉。这种野生棉就是草棉(Gossypium herbaceum)。X巴楚出土的唐代棉子,据鉴定就是草棉[93]。草棉的原产地在西亚或非洲,经波斯、印度传入我国西北地区。这条由西向东的路线,就是棉花传播史上的“北线”。草棉相对于亚洲棉而言植株矮小,棉铃小,产量低,但它成熟期早,适于生长期短的X和西北地区。

唐末到元初中国处于分裂状态达数百年,棉花的传播基本上是自发地进行的。这种情况到元代因中国的重新统一,物产的交流更为便宜而发生了根本变化。元X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考虑国计民生问题,开始有组织地推广棉花种植。元代农学家王祯曾在其《农书·农器图谱》中写到:“中国自桑土既蚕之后,惟以茧纩为务。殊不知木绵之为用。夫木绵产自海南,诸种蕊制作之法,渐渐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此,服被渐广。”他还这样描写过棉花的优点:“比之蚕桑,无采抚之劳,有必收之效”,可谓“不茧而絮”。棉花生产的地域性不强,“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所以元初长江流域和江南已经成为棉花的重要产地。忽必烈曾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浙东、江南、江西、湖广、福建等地设置了“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94]。松江妇女黄道婆在推广南方少数X棉花纺织技术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同时原为“西域所产”的棉花“近岁以来”“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95]。

明代新的优良棉种传入我国。明末徐光启曾经介绍了当时的棉花品种,其中“黄蒂”、“青核”、“黑核”、“宽大衣”等四个品种极为优良,其“棉重”,衣分“二十而得九”,即达45%,远远超过亚洲棉和草棉的任何品种。直至清朝末年,上述棉花品种仍在江南种植,清代文人黄宗坚于《种棉实验说》中证实这种“黑核洋棉”的“棉重”的确是“二十而得九”。徐光启还见过“榜葛剌”棉花,“其核绝细、绵亦绝软,与中国种大不类。乃知向来所传,亦非其佳者”[96]。

(三)香料

中国原本没有燃香的习俗,香料的产地多在海外。《史记》和《汉书》提到在番禺集散的物品中有一种叫做“果布”。所谓“果布”应即“果布婆律”,它是马来语龙脑香kapar barus的音译。这种香料盛产于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婆罗洲等地。香料在早期属于高级消费品,主要用来燃熏衣物。

汉初以后,燃香的习惯渐渐从南向北传播。1983年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中已有香料。据统计广州地区汉墓出土物中,共发现熏香炉200余件,其中的珍品有1983年在南越王墓出土的“四连体铜熏炉”,通高14.7厘米,器表作几何图形镂空。炉盖与炉身分别铸出,再把四个炉身与方座合铸而成;1955年在广州华侨新村出土的釉陶熏炉,通高16.5厘米,腹径11厘米,盖面X,作几何图形镂空,顶有鸟形立钮,器身如豆,饰刻划纹,器表饰有黑釉[97]。

熏香炉式样有南北之分。就出现的时间先后而言,南越盖豆式熏炉在先,中原博山式熏炉在后,这说明香料由海外输入路线是先至番禺,然后转运至中原。

(1)苏合香

苏合香是希腊语sturaz的音译。苏合香油指storax油,是从高阿打枫树枝干上流出的树胶中提取的。中国人很早就知道苏合香。《梁书·中天竺传》说“其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所以国内“多大秦珍物”,其中包括苏合。作者还解释说:“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又说,大秦人采集苏合时,已经先榨取其汁水制作香膏,而售予诸国贾人的都是渣滓,所以不太香。唐代苏合香从海陆两道输入中国,所以《唐本草》说它“从西域及昆仑来”,紫赤色,与紫真檀相似,“极芳香”。重如石,以烧之灰白者为上品。

苏合香主要用作外搽药。“蕃人多用以涂身”,闽人受此风气影响,“患大风者亦仿之”[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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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没药

没药是阿拉伯语murr的音译,是一种气味浓郁的香料,用于外伤活血之用。最早提及此药的是徐表于5世纪时所著之《南洲记》,此书已经亡佚,有些古代博物学者并不清楚没药的来历。唐段成式曾提到,“没树生波斯国,佛林呼为阿缮”。并具体描述曰:树“长一丈许,皮青白色,叶似槐叶而长,花似桔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段成式之所谓“阿缮”,应为阿拉美语(Aramaic)之asa(今阿拉伯语作as),指桃金娘(Myrtus communis)。段成式把它误为没树是出于误会[99]。

中国进口没药主要是入药,所以不少医书提到了没药。《开宝本草》说没药产于波斯国,其块大小不定,黑色,似安息香。《图经本草》因其多从海路输入,说没药“今海南、广州有之”,其“根株皆如橄榄,叶青而密”。老树“则有脂液流滴在地下,凝结成块,或大或小”,类似安息香,任何时候都可以采集。《诸蕃志》则说它出于“大食麻罗拔国”,即今阿曼佐法尔省首府萨拉莱以东数十公里处之Mirbat。没树“高大如中国之松,皮厚一、二寸”。其采集办法是:“先掘树下为坎,用斧伐其皮,指溢于坎中,旬余方取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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