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虎说事

王大虎:安息香

王大虎

安息香指Styrax benzoin。“安息”是波斯王朝的名称Arsak的汉代音译,为波斯人的东部近亲X番兜(Parth)人所建。这种香是从安息香树伤口处流出的树脂凝固而成。中国原从波斯商贾手中X此香,《唐本草》说它出于西戎,故以“安息”名之。后来改从东南亚购进,所以《海药本草》说它生于“南海波斯国”,《诸蕃志》说“出三佛齐国”。安息香是中国传统的从海外进口产品。

唐代段成式具体描述过这种香料植物,说:“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长三丈,皮色黄黑,叶有四角,经岁不凋。二月开花,黄色,X微碧,不结实。刻其树皮,其胶如饴,名安息香。六七月坚凝,乃取之。烧之通神明,辟众恶”[101]。从植物形态学上看,安息香树为落叶乔木,叶互生,卵形或椭圆形,叶面X,叶背有白色星状毛,叶脉铁锈色。夏季开花,花带赤色,有香气,聚伞花序,顶生或腋生。安息香凝脂形如松脂,黄黑色,块状,呈半透明状。它本身虽不甚香,又不宜于燃烧,但能“发众香”,所以赵汝适说“故人取之以和香焉”。安息香为中医常用药,用以开窍行血,主治中风昏厥、产后血晕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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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乳香

 

乳香即阿拉伯语之luban,是乳香树分X的树脂。中国进口乳香后,也将它掺入其他香中制造烧香,所以需求量很大。乳香又名“熏陆香”,当为阿拉伯语kundur,或梵语kunduru之音译。点燃时烟雾有芬香味。乳香主要出自大食国的麻罗拔、施曷和奴发等地,是那里传统的输出品。麻罗拔即今阿拉伯半岛南端阿曼Mirbat的音译,施曷即其附近之Shehr,而奴发即今阿曼之佐法尔(Zufar)省。

除大食外,印度、波斯等地也出乳香。《唐本草》说熏陆香形似白胶,“香出天竺者色白,出单于者夹绿色,香亦不甚”。《大唐西域记》提到印度之阿吒釐出熏陆香,其“叶若裳梨”[102]。《海药本草》引《广志》说,熏陆香“是波斯松树脂也,紫赤如樱桃。透明者为上”[103]。

乳香按质量不同分为数等,其中之上品称为“拣香”,圆大如指头,俗名“滴乳”。质量次之者称为“瓶乳”,其色泽不如“拣香”。再次者称为“瓶香”,这仍然是一种质量较好的乳香,之所以称为“瓶香”,是因为收取后为保存而置于瓶中的缘故。“瓶香”是一个较大的类别,分为上、中、下三等。“瓶香”之下称为“袋香”,因为质量较次,收取后仅置于袋中。像“瓶香”一样,“袋香”也是一个较大的类别,分为上、中、下三等。比“袋香”差的因颜色较黑而称为“黑榻”。品质在“黑榻”之下的称为“水湿”,这是一种在运输过程中受潮的“黑榻”。比“水湿”还要差的,是混有砂石的乳香,称为“斫削”。而质量最次的是乳香簸扬出的粉尘,称为“缠末”[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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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赵汝适记载,乳香生产及输到远东的过程是这样:乳香树类似榕树,土人以斧斫伤树皮,促使树脂流出,结聚成块。收集起来后,用象负至海边,大食商人装船运到三佛齐(室利佛逝),用以换取当地集散的货物。再由东南亚商人运到中国口岸。

在输入的香料中乳香是大宗。乳香主要是通过海路贩入中国。仅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南方三大港口市舶司抽买的乳香就达17.5万余公斤,其中广州一地即占90%以上[105]。南宋初,泉州港崛起。建炎四年(1130年)泉州市舶司抽买乳香近7万公斤[106]。除了从东南亚转运以外,大食商人也直接从大食把乳香运抵中国。绍兴六年(1136年)福建路市舶司向宋廷报告,大食商人蒲罗辛贩运乳香到泉州,市舶司抽解价钱达30万贯。宋X授之以官职,要他回国后鼓励更多的大食海商贩运乳香来华[107]。可见中国市场对乳香需求之巨。福建泉州市东南郊的后渚港出土的宋末海船船舱仓内,也发现了大批香料药物,其中包括乳香。

中国医家使用乳香的最早记载见于南梁陶弘景《名医别录》。中医认为乳香有“疗主风水毒肿,去恶气……疗风瘾疹痒毒”的功效。唐代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记载,乳香“疗耳聋、中风口禁不语、妇人血气,止大肠泄,疗诸疮,令内消,能发酒,理风冷”。到了宋代,医家对乳香的功效又有进一步认识。明代李时珍曾引述宋《日华诸家本草》记载说,乳香“止霍乱,心腹痛。煎膏止痛长肉”。这就是说,乳香在治疗外科疾病方面,具有止痛、生肌的作用。解放以后,大部分进口药物被编入1963年和197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并进行了临床研究和药理分析。据有关资料报道,乳香对血液系统有增加白细胞的作用,对神经系统有镇痛作用。此外,还具有抗X滴虫的作用[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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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贵忱、王大文:《从古代中外货币交流看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载《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第93页。

[2]威廉·巴列特:《文莱与努桑塔拉的货币史》,班答尔·诗里巴加湾,文莱,1988年,第98页(William L. s. Barrett, Brunei and Nusantara History in Coinage, Bandar Seri Begawan, Pusat Sejarah Brunei, 1988)。

[3]《岛夷志略》。

[4]同上。

[5]同上。

[6]《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第44页。

[7]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8]《南史·吴平侯景传附子劢传》。

[9]威廉·巴列特:《文莱与努桑塔拉的货币史》,班答尔·诗里巴加湾,文莱,1988年,第99—101页。

[10]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汪向荣校注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4页。

[11]《新唐书·李勉传》。

[12]《刘宾客诗集》卷4,《酬南海马大人诗》。

[13]《续资治通鉴长篇》卷66,景德四年七月甲戌。

[14]《宋史·蔡京传》。

[15]王象之:《舆地纪胜》卷99,《题共乐亭诗》。

[16]洪适:《师吴堂记》,《盘洲文集》卷30。

[17]遂溪博物馆:《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窑藏金银器》,载《考古》1986年第3期;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香港,1985年。

[18]姜伯勤:《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遂溪的考古新发现》,载《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第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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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柳东河集》卷26,《岭南节度史飨军堂记》。

[20]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第74页。

[21]文物照片及说明文字见《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第45—47页。

[22]X:《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图83、84,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

[23]高至善:《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有关问题》,载《文物》1985年第12期。

[24]文物照片及说明文字见《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第24页。

[25]同X,第35—36页。

[26]《岭南名胜记》卷5,章望之《重修南海神庙碑》。

[27]《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40。

[28]《唐律疏议》卷6,《名例》6《化外人相犯》。

[29]朱彧:《萍洲可谈》卷2。

[30]《旧唐书·卢钧传》。

[31]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6页;并见同书第140页中译者所引麻素迪之《黄金草原》的记载。

[32]《新唐书·百官志》。

[33]《昌黎先生集》卷33,《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

[34]《全唐文》卷75,大和八年《疾愈德音》。

[35]《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十四。

[36]《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二十六。

[37]《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

[38]《新唐书·天文志》。

[39]周去非:《岭外代答》。

[40]同上。

[4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4。

[42]《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

[43]冯承钧:《〈诸蕃志〉校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页。

[44]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王邦维校注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9页,注13。

[45]冯承钧:《〈诸蕃志〉校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7页。

[46]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

[47]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即今伊朗波斯湾口处之忽尔模斯岛,见《岛夷志略》中华书局校注本,第365—366页。

[48]《苏莱曼游记》,见穆根来等汉译本《中国印度见闻录》,第9—10页。

[49]据《明会典》称,一斛(料)相当于一石,即60公斤。

[50]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第116—117页。

[51]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

[52]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第117页。

[53]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

[54]庄为玑、庄景辉:《泉州宋船结构的历史分析》,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4期。

[55]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第117页。

[56]《辞海》作“忽里模子”,但史书大多作“忽鲁谟斯”。

[57]farasakh,译为“程”,相当于6.24公里。

[58]Bullin应即贾耽所记之“南天竺国大岸”。

[59]华涛:《伊本·忽尔答兹贝关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及其在阿拉伯—X地理文献中的地位》,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第131—135页。

[60]索瓦杰:《苏莱曼游记》,见穆根来等汉译本《中国印度见闻录》,第8—9页。

[61]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王邦维校注本,第152—153页。

[62]《新唐书·地理志七》。

[63]《诸蕃志》冯承钧校注本,第75—76页。

[64]《史记·大宛传》。

[65]《汉书·西域传》。

[66]《后汉书·西域传》。

[67]《X百科全书》第2版,第1册(Encyclopaedia of Islam,New Edition,vol. l,E.j.Brill),第933—936页。

[68]《世界境域志》米诺尔斯基英译本,伦敦,1970年,第52—53页;第179—180页注3。

[69]释道宣:《高僧传》第2集,卷5《那提三藏传》。

[70]《梁书·中天竺国》。

[71]《通典》卷193则云“狮子国……在西海之中”。

[72]《酉阳杂俎》卷4。

[73]《岭外代答》卷3。

[74]《诸蕃志》卷上“海上杂国”。

[75]刘郁:《西使记》,中华书局标点本。

[76]蔡永蒹:《西山杂志》卷1,蒲厝条,抄本。此据庄为矶《泉州宋船为蒲家私船考》,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第347页。

[77]参见陈高华:《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载《南开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78]陈大震:《大德南海志》残卷,北京图书馆藏本。

[79]陈连庆:《〈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载《文史》第27辑,1986年,第145—164页。

[80]参见《泉州宗教石刻》,第1—26页。

[81]《泉州宗教石刻》,第22—24页。

[82]孙贯文:《重建礼拜寺记碑跋》,载《文物》1961年第8期。

[83]庄为玑、陈达生:《泉州X寺史迹新考》,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集。

[84]参见伯希和:《中国的阿拉伯文古碑铭》,载《亚洲杂志》1913年,第179页注2。

[85]《泉州宗教石刻》,图111—114。

[86]《泉州宗教石刻》,补图1、2。

[87]杨钦章:《元代泉州与南印度关系新证》,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8]《岛夷志略》,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85页。

[89]见辛岛昇:Trade Relations between South India and China during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13—14世纪南印度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载Journal of East-West Maritime Relations(《东西海上交流史研究》)卷1(1989年),第59—81页。

[90]有些学者对《禹贡》所言的“织贝”是不是棉花有疑问。见陈祖椝《棉》,载《中国农业遗产选集》甲类第五种,上篇,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页。

[91]为梵语bhardvji的音译。

[92]X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X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第10期。

[93]X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X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第10期。

[94]《元史·世祖本纪》。

[95]孟祺、畅师文、苗好谦等:《农桑辑要·论苎麻木棉》。

[96]李长年:《农业史话》,上海科技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179页。

[97]文物照片及说明文字见《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第25页。

[98]冯承钧:《〈诸蕃志〉校注》,第98—99页。

[99]同X,第95页注1。

[100]同X,第95页。

[101]《酉阳杂俎》卷18。

[102]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07页。

[103]冯承钧:《〈诸蕃志〉校注》,第94页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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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冯承钧:《〈诸蕃志〉校注》,第93—94页。

[105]梁廷楠:《粤海关志》卷3,《前代事实》。

[106]《宋史·食货志·香》。

[107]《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四。

[108]X:《泉州湾出土宋代海船的进口药物在中国医学史上的价值》,载《海交史研究》第4期,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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