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虎

王大虎:四、马可·波罗时代

王大虎

1.元帝国的海外扩张

 

(一)向东扩张

 

北宋时期,日本处于藤原氏X下,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严禁国人私自渡海。相X国对日本的民间航海却在北宋X的鼓励下十分活跃。从978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至1116年(宋徽宗政和六年)的130余年间,有案可查的航海抵日本的宋人即有70余伙,其中不少专门从事中日贸易,史籍漏载的当更不计其数。当时往返于中日之间的宋船多是可载六七十人的小船。与唐、五代时相同,宋船始发的中国港多为江南两浙地区,主要是明州(今宁波)。船渡东海后,一般先到达肥前的值嘉岛,再转航筑前的博多湾(今北九州福冈县)。北宋末,一些宋船已经越过博多,深入日本海,直接驶抵靠近都城的敦贺地区。宋船去日本,一般利用东北季风航行,时间为夏季或初秋,并尽可能地避开秋末台风和冬季大浪的X。航行顺利时,一般一周左右可抵目的港。

宋海商抵达博多后,日本当局一般派出专员、通事前来查询登记,检验公凭、人员及货物清单。当日本朝廷准予贸易,便将宋海商安置于鸿胪馆内。一般是先由X交易,后许民间X买卖。中国出口的货物主要是锦、绫、香药、瓷器、竹木、文具等,从日本运回的多为沙金、水银、珍珠、硫黄、锦、绢、布和刀剑、折扇、屏风等。北宋时欧阳修曾有《日本刀歌》云:“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1],可见日本刀受到宋人的喜爱。

往来于中日间的商贾有时亦为中日官方传递书信。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僧人成寻携弟子赖缘等搭乘海商孙忠的船舶赴宋求佛,入宋后受到宋神宗的召见。赖缘等人归国时,宋神宗托捎致日本朝廷的御笔文书和泥金《法华经》及锦缎。熙宁六年(1073年)赖缘等人再乘孙忠的船返回日本。孙忠等人到达日本以后,受到日本朝廷的接见。元丰元年(1078年)日本方面派出通事僧仲携带信物又乘孙忠的船渡海到达明州入宋。明州地方官也托海商向日本方面递交过“大宋国牒状”,而日本方面的复函则多由太宰府负责。

宋廷南渡以后,江南经济迅速发达起来。而日本则经历了保元(1156年)与平治(1159年)之乱,平清盛在平安朝X中确立了武士X以后,摒弃了闭关锁国的政策,鼓励与中国的官私贸易。平清盛在摄津的福原(今神户附近)兴建招揽宋人的馆舍,筑兵库港,使宋船得以进入濑户内海,靠泊京都附近。因此,中日间的海上往来又重新复兴,日本驶往中国的海船数量大增,“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2]。南宋对日本的贸易港仍以明州为主,此外尚有秀州的华亭(今上海松江县)、杭州、温州、江阴、泉州等;日本的对宋贸易港则仍以博多为主,肥前的平户岛已成为双方的中途停泊港。南宋时,中国铜钱开始大量输往日本。

元世祖忽必烈于1260年即位后,于至元三年(1266年)遣X人黑的等人由高丽出使日本。黑的一行至巨济岛,因惧海风而折回。忽必烈求日本臣服心切,次年再遣黑的出使日本。受命帮助黑的的高丽X派出朝官潘阜去日本转达蒙古国书,被留太宰府达5个月。当时X日本的镰仓幕府和朝廷决定送还黑的的高丽副使,不复蒙古国书。至元五年(1268年)忽必烈再遣黑的等人取道高丽出使日本,至日本马岛受阻不得进,只俘虏了两个日本人归回。忽必烈对这两个日本人说“今朕欲尔国来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于后耳”,充分表现出他急于宣威海外,企慕汉唐盛世君王的思想。忽必烈让他们游览燕京,命他们携带中书省致日本的国书取道高丽归国。至元七年底忽必烈命赵良弼出使日本,被阻于太宰府,不得入京都。九年(1272年),日本派人送良弼归国,良弼命将12名日本人带到大都,冒称日本使臣。同年,赵良弼再使日本,仍滞留于太宰府,未能至京都,于次年回国。

7年间忽必烈五次遣使臣赴日招降,但镰仓幕府始终拒不答复。在此期间忽必烈已经计划以武力进攻日本之役,于至元七年(1270年)在高丽设立屯田,“欲贮粮饷以为进攻日本之计”[3]。至元十一年(1274年)命高丽大造船舶,征发民夫兵丁。又设立征东元帅府,以忻都为都元帅,洪茶丘为副元帅。同年十月,忻都等率蒙、汉、高丽军2.5万余人出征,侵占日本对马、一岐两岛,于肥前松浦郡、筑前博多湾等地(今福冈附近)登陆。元军初战获胜,但未能深入。不久博多X风大起,元军船只多毁,只得撤退,第一次征日本就这样失败了。此战事发生在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故在日本历史上称为“文永之役”。

第一次渡海东征失败后,元X一面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出使日本招降,同时再次在高丽造船,制作兵器,以备征日。灭宋后,大批宋军投降元朝,被称为新附军。忽必烈命宋降将范文虎筹备攻日本之役。范文虎也派出使臣赴日本招降。杜世忠一到日本便被镰仓幕府处死,范文虎的使臣也遭到同样命运。元朝得知后,决定再次征日。至元十八年夏,元军分兵从高丽、江南两路渡海。高丽一路由忻都、洪茶丘等率蒙、汉、高丽诸军4万,分乘战船900艘,于五月启航X对马、一岐两岛,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遇日本方面顽强抵抗,元军失利后,退往鹰岛。江南一路由阿剌罕、范文虎、李庭等率水军10万、分乘战船3500艘,于六月从庆元(今宁波)启航,抵日本平户岛。两路军队汇合后,因元军将领之间意见不一,在鹰岛、平户岛屯居达一月之久。八月一日,台风大作,巨波如山,战船多被摧毁,战士溺死无数。忻都、范文虎等统帅丢弃军队,择坚船逃回国内。留下的元军受到日本军队的猛烈进攻,大部分被歼。14万远征军生还者仅1/5,第二次征日又告失败。是年为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故此战在日本历史上称为“弘安之役”。

两次征日失败后,忽必烈曾于1283至1288年间三次设立征东行省,造船签军,企图再次发动远征,但最终未能实施。

王大虎

(二)向南扩张

占城在安南之南。从海南琼州启航,顺风舟行一日便可抵其国。忽必烈很早便有入侵占城的野心,元将马成旺曾夸口:愿率兵三千,战马三百匹征服之。元灭宋后,泉州X海商蒲氏家族归顺元朝。元朝命他负责招谕海外诸番,占城、爪哇等国陆续与元朝建立了联系。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将唆都遣使向占城谕告平宋的消息。使臣归国时带来占城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剌麻哈·迭瓦[Shrijaya Simha Varmaha(ri)Deva]愿意内附的信息。元朝遂授之以荣禄大夫的称号,封他为占城郡王。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派遣兵部侍郎教化的和唆都等人出使占城,要求占城王入朝。次年,占城王遣使入贡,表示归降。

忽必烈并不满足于使节互访和贸易往来,还想凭借武力扩张疆土,掠夺更多的财富。至元十九年元世祖命唆都至其地设占城行省,率刘深、亦黑迷失主其事,准备海船百艘,水军万人,期以至元十九年出征海外诸番。忽必烈把占城作为向东南亚扩张的跳板,命占城负责供给军食。忽必烈的海外扩X策引起了占城X的不满,占城王子补的扣留了途经其地出使暹国的元朝使臣何子志等人及元朝派往马八儿的使臣尤永贤等人。这些事件成为元朝出征占城的借口。

至元十九年底忽必烈遣占城行省右丞唆都统率军队从广州出发,渡南海至占城港(今越南平定省归仁)沿海岸屯驻。占城人在港西修建木城,架X三捎炮百余座,准备抗击元军。占城军队还在木城之西5公里处建行宫,驻重兵以为外援。元军派使臣招降数次,占城方面回答不降,愿与元军死战。至元X初,元军分几路围攻木城,风涛突起,摧毁大量战船。占城军乘势打开城门出动1万余人X元军。元军死战,击败占城军,攻克木城。占城王杀死所扣留的元朝派往马八儿的使臣尤永贤等人,率军退入山林。

占城军队失利以后,占城王并未屈服。元军深入占城境,为避免被歼,占城王遣使至元营表示归降。元军允许投降,要求占城王亲自出降,但占城王仅派其舅宝脱秃花入元营为质,称其本人作战受伤,始终避而不见。唆都为核实占城王的伤情,派出使臣赴占城军营探视,被阻不得入。占城王又杀害扣留在营中的元朝派往暹国使臣何子志等人。

占城国舅宝脱秃花声称与占城王之间有王位之争,以巧言骗取唆都的信任,以争取时间,让占城王在山林中聚集兵力,等待四方州官来援。为严守秘密,占城王计划杀尽区内的华人,但还是有华人逃至元营报告真情。唆都竟不相信当地华人的密报,落入占城王的圈套。唆都遣军随宝脱秃花去擒占城王,宝脱秃花中道脱身,逃入占城军营。元军始知占城王已聚集2万余人,并向交趾、真腊、爪哇、宾多龙借兵。在这种情况下,唆都仍不知退,冒险进攻占城军,虽获小胜,但占城军不断从山林中对元军发动X,元军殊死作战方得还营。次年,唆都奉命从占城北攻安南,征占城之役遂告结束。最后唆都战死在越南。

 

 

(三)向东南扩张

 

忽必烈“出师海外诸番者,惟爪哇之役为大”[4]。爪哇“宫室壮丽,地广人稠,实甲东洋诸番。……其田膏沃,地平衍,谷米富饶,倍于他国”[5]。当时爪哇在海外诸国中较为强盛,忽必烈认为只要能征服爪哇,其他小国自当臣服,遂于平定南宋以后,遣使诏告海外。至元十六年(1279年)唆都派赵玉出使爪哇。次年元朝再遣使臣去爪哇“招谕”。同年爪哇杜马班国王哈只·葛达那加剌(Haji Krtangara)曾遣使入元通好。忽必烈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遣使命爪哇国王亲来朝见,十九年又遣宣慰使孟庆元、万户孙胜夫等出使,至元二十三年复遣必剌蛮等使其地。虽然爪哇杜马班国王于同年又一次遣使入元,但忽必烈因要求其王室来朝的目的未达到,有意出兵征讨。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爪哇王哈只·葛达那加剌将元朝使臣右丞孟琪黥面送还,忽必烈决定以此为由出兵征讨。亦黑迷失等出征前陛辞时,忽必烈诏曰:“卿等至爪哇,明告其国民,朝廷初与爪哇通使往来交好,后刺诏使孟右丞之面,以此进讨。”[6]其实孟琪被刺面送回只是元朝出兵的直接原因。两年多前,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冬,史弼入朝,“时世祖欲征爪哇,谓弼曰:‘诸臣为吾腹心者少,欲以爪哇事付汝。’对曰:‘陛下命臣,臣何敢自爱!’”[7]足见忽必烈早已在谋划征讨爪哇之役。

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1293年初),元将史弼、亦黑迷失、高兴等人率水军5000从泉州启航,过七洲洋(今南海北部)、万里石塘(今西沙X岛)、交趾、占城,次年正月至东董山、西董山(今南海南部X所属纳士纳X岛),入混沌大洋(今南海南部水域),经橄榄屿(今加里曼丹刊甸西面海中一岛)、假里马答(今加里曼丹)、勾栏山(今加里曼丹西南端附近),驶近爪哇。由于爪哇海海水较浅,大船易搁浅,元军遂于其地伐木造小舟,准备以小舟在爪哇登陆。

在准备入侵爪哇的同时,亦黑迷失率小队军士乘战船10艘先赴爪哇招谕。同年二月,元军至吉利门(今爪哇以北马威安岛),不久,元军到达杜并足港(即杜板,今厨闽),分兵两路,一路由亦黑迷失、高兴率领登陆;一路由史弼率领乘船,经戎牙路港(今东爪哇省首府泗水,即苏腊巴亚)直扑八节涧(今泗水之南);水陆两军约定在八节涧会师。其时爪哇岛内乱,位于谏义里的葛郎国王室后裔哈只·葛当起兵攻杀哈只·葛达那加剌,哈只·葛达那加剌驸马土罕必者耶出逃至麻喏八歇(即满者伯夷),准备积聚力量反扑。

元水军行至麻喏八歇,筑浮桥继续前进。当时驻守在麻喏八歇的土罕必者耶势力弱于哈只·葛当,听说元军登陆,于是遣使至元军中“以其山川、户口及葛郎国地图”进献,表示愿意归降。据汪大渊记载,元军提出臣属的条件是:纳贡税、立衙门、振纲纪、设铺兵,以递文书[8]。看来土罕必者耶接受了这些条件,三月一日,元水陆两军会师于八节涧后,统帅史弼发兵击败葛郎国兵。此时葛郎国主力正与土罕必者耶作战,大军已经抵达麻喏八歇,土罕必者耶遣使向元军告急求援。元军应允救援,于三月八日大败葛郎国军。十五日,元军与土罕必者耶合攻葛郎国,进围葛郎国答哈城,破其兵10余万。哈只·葛当被迫投降。

战败哈只·葛当后,元军于同年四月准备携土罕必者耶班师。土罕必者罕是一位极有心计的爪哇X,他在势力弱小时投靠元军。在与元军合力攻打哈只·葛当的过程中,侦知元军虚实,了解到渡海而来的元军不过数千人。只要调集军队完全可能战而胜之,于是他以需调换正式降表,携所藏珍宝入朝为借口要求归国。高兴、亦黑迷失相信土罕必者耶已经降服,派万户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率兵200护送他归国。土罕必者耶在途中叛变,袭杀捏只不丁等,起兵进攻元军。史弼等苦战,败退三百余里方登舟脱归。远征爪哇之役以损失士卒3000余人而失败。归国后,史弼、亦黑迷失因之获罪。

如同征日本一样,征爪哇失败后忽必烈仍不甘心,企图征调10余万军队重新入侵爪哇,但终于未能发出一兵一卒。

王大虎

2.中外交往的空前发展

元朝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大帝国,其版图东起太平洋,西达地中海,北尽北冰洋,南至印度和东南亚。其疆土之广不但远逾汉唐,而且也超过地理大发现以前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世界帝国。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许多X,他们之中有些在过去因相距遥远,不能直接往来,或曾经只有间接的往来。蒙古人的征服使他们突然发现,过去长期限制人们交往的疆界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打破了,不同X的人民都成了蒙古X的奴仆和臣民,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仿佛把地理距离也缩短了。因此,元代海外贸易的兴旺,远非汉唐所能比拟。世人在评述明初郑和航海时,无不为当时中国航海术的发达而自豪,而郑和的远航正是元代航海的继续。世界上许多不同的X因为所处的地位不同,对蒙古时代的评价也不一样,但在蒙古时代是东西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时代这一点上,几乎是没有分歧的。

 

 

(一)海外志书

 

(1) 《大德南海志》

 

《大德南海志》又称《南海志》,元人陈大震所撰,刊于大德八年(1304年)。《南海志》上距《诸蕃志》成书(1225年)不过70余年,下讫《岛夷志略》成书(1349年)不到半个世纪,恰可补充两者的不足。《南海志》描述的是元代广州地区的外贸情况。广州是华南的门户,与泉州共为我国中古时代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也是番货集散地。所以《南海志》有关舶货和与广州有贸易关系诸国诸地的记载,反映了元初华南与当时亚非诸国贸易的实际情况,是非常宝贵的记录。

《南海志》原书20卷,唯见《文渊阁书目》著录,其大部分今已亡佚。明《永乐大典》残本中仅存该书所载海外通商番国与地名147个。北京图书馆所藏残本亦仅存卷6至卷10,其中卷7“物产篇”罗列舶货与诸番国,但文字过于简略,难窥全貌,唯其地名之广博可作参勘印证之资料。

通过残存部分,我们可以看出,元代华南海外贸易与宋代相比有很大发展。元代广州司舶部门把海外诸番分为几个区域:一是南海西岸至暹罗湾,以交趾、占城、真腊、暹国等国为首。二是小东洋,指菲律宾诸岛和加里曼丹岛北部,以佛坭国(今文莱)为首。三是大东洋,分为两部分,其东部指今菲律宾诸岛、加里曼丹岛东南海域,以单重布罗国为首;其西部指爪哇和小巽他X岛一带,以爪哇国为首。四是小西洋,指今马来半岛顶端和苏门答腊岛一带。五是西方诸国,包括今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沿岸之地。分区原则为:前四部分基本上以海船航线所经之地为依据,地理概念相当清楚,而最后一区则失之过广。元初广州港的通商范围东起麻里芦(今菲律宾),西讫茶弼沙(Jabulsa),即大食诸国中极西之地,今西班牙一带、马格里布(今摩洛哥),囊括东南亚、南亚、东非、北非及欧洲的一部分,包括意大利和拜占庭帝国。

宋代的《岭外代答》和《诸蕃志》所记尚不出传闻,而《南海志》则是广州元初对外交往实录的总结,其可信性高于上述宋代两书。

《南海志》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份重要资料,以此与宋代记载和明代郑和航海资料相印证,可以窥见宋元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概貌。

 

 

(2) 《岛夷志略》

 

《岛夷志略》,本作《岛夷志》,是元代杰出的民间航海家汪大渊的纪实性著作。该书原附于至正九年(1349年)由吴鉴编撰的《清源续志》之后。次年,汪大渊在故居南昌又以《岛夷志》为名复刊其书,并请河东名士张翥写序,以广其传。汪大渊字焕章,南昌人,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他20岁那年,即1330年从泉州第一次出海,沿西洋航线行,航达印度洋诸地。他自述至顺庚午年(1330年)泊于大佛山(今斯里兰卡),继而西行进入阿拉伯海。此次航海历时约5年。归国后曾著有旅行记。此后不久他又第二次从泉州启程,访问东南亚诸地。此次似从东洋航线行,从泉州渡海,先至台湾,然后赴小东洋诸地,即今菲律宾诸岛、文莱,再绕加里曼丹岛,转入大东洋西部的爪哇、帝汶诸地。据汪大渊自序,1349年他路过泉州,适逢吴鉴受命修《清源续志》。吴鉴因汪大渊“知外事”,所以要他撰《岛夷志略》,作为《清源续志》的附录。他所撰写的《岛夷志略》融会了两次出洋的经历,所以与他第一次归国时所著游记已颇有区别。

汪大渊自己在《后序》中说:“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元末人吴鉴也说:“中国之外,四海维之。海外夷国以万计,唯北海以风恶不可入,东西南数千万里,皆得梯航以达其地。”[9]这就是说,元人已经认识到,中国所在的大X面环海,高丽以北的“北海”,即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和北太平洋海区风涛大,沿岸是一片荒凉之地,中国人很少问津。而中国之东、南、西面,番国众多,皆得航海而至。蒙古人的武力所创造的横跨亚欧的大帝国,客观上为东西交往创造了有利条件。商贩往来于东西,有如在本国不同的州郡旅行一样。

汪大渊自述他在海外曾赋诗以记异国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其书中所记之事,皆身所亲历,耳目所亲闻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收有汪大渊所访问过的地方共99个条目,最后一个条目系节录前人旧闻,名为“异闻类聚”,与其游踪无关。全书涉及亚、非、欧三大洲220多个国家与地名,记载生动翔实,文献价值很高,迄今全璧犹存,是考据元代远洋活动的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吴鉴评价说:“以君传者,其言必可信。”[10]

是书上承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下接明代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等书。上述两部宋代著作虽然重要,但所记不过是作者耳闻之事,而汪大渊所记则为其身历亲见。《岛夷志》虽从写作体例上受周去非、赵汝适影响较大,但汪大渊年甫20便附舶浮海,一生曾两下东西洋,游踪之广古来罕见,远非周、赵可比。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评价的那样,“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之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

明代马欢受汪大渊影响很大,他在自撰的《瀛涯胜览·序文》中说,“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慨然叹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随其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于是采摭各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与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制成帙。”这说明马欢在出国前就研究过《岛夷志略》,随郑和出海后,观察风俗,证实了汪大渊所记皆翔实可信,因而启发了他撰写《瀛涯胜览》的愿望。不过他在书中只记载了20余个国家和地区,叙事虽然更详,但涉及地域远不如《岛夷志略》所述之广。

 

 

王大虎

(3) 《真腊风土记》

 

作者周达观,自号草庭逸民,浙江温州路永嘉县人。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奉命随使赴真腊,次年至其地,在那里停留了一年有余。此次出使不见于诸史记载,世人依凭周达观本人的记载方知其始末。他返国后,根据亲身所历作此书。

公元10—13世纪是柬埔寨文明最灿烂的时代,也称为吴哥时代。《真腊风土记》便是反映吴哥时代情况的著作,它记载了13世纪末叶柬埔寨各方面的事物,既翔实又生动。书中所记载的吴哥国都中的许多建筑和雕刻,是这个时代的文物精华。此外,还广泛地叙述了当地人民的经济活动,包括农业、手工业、贸易等,介绍了当地人民日常生活,如衣、食、住、行的情况。全书约8500字,分为城郭、宫室、服饰、官属、三教、人物、产妇、奴婢、语言、野人、文字、正朔时序、争讼、病癞、死亡、耕种、山川、出产、贸易、欲得唐货、草木、飞鸟、走兽、蔬菜、鱼龙、酝酿、盐醋酱、蚕桑、器用、车轿、舟楫、村落、异事、澡浴、流寓、军马、国主出入等40余节。他的记载是当时有关吴哥文化的唯一史料。

 

1.元帝国的海外扩张

 

(一)向东扩张

 

北宋时期,日本处于藤原氏X下,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严禁国人私自渡海。相X国对日本的民间航海却在北宋X的鼓励下十分活跃。从978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至1116年(宋徽宗政和六年)的130余年间,有案可查的航海抵日本的宋人即有70余伙,其中不少专门从事中日贸易,史籍漏载的当更不计其数。当时往返于中日之间的宋船多是可载六七十人的小船。与唐、五代时相同,宋船始发的中国港多为江南两浙地区,主要是明州(今宁波)。船渡东海后,一般先到达肥前的值嘉岛,再转航筑前的博多湾(今北九州福冈县)。北宋末,一些宋船已经越过博多,深入日本海,直接驶抵靠近都城的敦贺地区。宋船去日本,一般利用东北季风航行,时间为夏季或初秋,并尽可能地避开秋末台风和冬季大浪的X。航行顺利时,一般一周左右可抵目的港。

宋海商抵达博多后,日本当局一般派出专员、通事前来查询登记,检验公凭、人员及货物清单。当日本朝廷准予贸易,便将宋海商安置于鸿胪馆内。一般是先由X交易,后许民间X买卖。中国出口的货物主要是锦、绫、香药、瓷器、竹木、文具等,从日本运回的多为沙金、水银、珍珠、硫黄、锦、绢、布和刀剑、折扇、屏风等。北宋时欧阳修曾有《日本刀歌》云:“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1],可见日本刀受到宋人的喜爱。

往来于中日间的商贾有时亦为中日官方传递书信。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僧人成寻携弟子赖缘等搭乘海商孙忠的船舶赴宋求佛,入宋后受到宋神宗的召见。赖缘等人归国时,宋神宗托捎致日本朝廷的御笔文书和泥金《法华经》及锦缎。熙宁六年(1073年)赖缘等人再乘孙忠的船返回日本。孙忠等人到达日本以后,受到日本朝廷的接见。元丰元年(1078年)日本方面派出通事僧仲携带信物又乘孙忠的船渡海到达明州入宋。明州地方官也托海商向日本方面递交过“大宋国牒状”,而日本方面的复函则多由太宰府负责。

宋廷南渡以后,江南经济迅速发达起来。而日本则经历了保元(1156年)与平治(1159年)之乱,平清盛在平安朝X中确立了武士X以后,摒弃了闭关锁国的政策,鼓励与中国的官私贸易。平清盛在摄津的福原(今神户附近)兴建招揽宋人的馆舍,筑兵库港,使宋船得以进入濑户内海,靠泊京都附近。因此,中日间的海上往来又重新复兴,日本驶往中国的海船数量大增,“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2]。南宋对日本的贸易港仍以明州为主,此外尚有秀州的华亭(今上海松江县)、杭州、温州、江阴、泉州等;日本的对宋贸易港则仍以博多为主,肥前的平户岛已成为双方的中途停泊港。南宋时,中国铜钱开始大量输往日本。

元世祖忽必烈于1260年即位后,于至元三年(1266年)遣X人黑的等人由高丽出使日本。黑的一行至巨济岛,因惧海风而折回。忽必烈求日本臣服心切,次年再遣黑的出使日本。受命帮助黑的的高丽X派出朝官潘阜去日本转达蒙古国书,被留太宰府达5个月。当时X日本的镰仓幕府和朝廷决定送还黑的的高丽副使,不复蒙古国书。至元五年(1268年)忽必烈再遣黑的等人取道高丽出使日本,至日本马岛受阻不得进,只俘虏了两个日本人归回。忽必烈对这两个日本人说“今朕欲尔国来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于后耳”,充分表现出他急于宣威海外,企慕汉唐盛世君王的思想。忽必烈让他们游览燕京,命他们携带中书省致日本的国书取道高丽归国。至元七年底忽必烈命赵良弼出使日本,被阻于太宰府,不得入京都。九年(1272年),日本派人送良弼归国,良弼命将12名日本人带到大都,冒称日本使臣。同年,赵良弼再使日本,仍滞留于太宰府,未能至京都,于次年回国。

7年间忽必烈五次遣使臣赴日招降,但镰仓幕府始终拒不答复。在此期间忽必烈已经计划以武力进攻日本之役,于至元七年(1270年)在高丽设立屯田,“欲贮粮饷以为进攻日本之计”[3]。至元十一年(1274年)命高丽大造船舶,征发民夫兵丁。又设立征东元帅府,以忻都为都元帅,洪茶丘为副元帅。同年十月,忻都等率蒙、汉、高丽军2.5万余人出征,侵占日本对马、一岐两岛,于肥前松浦郡、筑前博多湾等地(今福冈附近)登陆。元军初战获胜,但未能深入。不久博多X风大起,元军船只多毁,只得撤退,第一次征日本就这样失败了。此战事发生在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故在日本历史上称为“文永之役”。

第一次渡海东征失败后,元X一面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出使日本招降,同时再次在高丽造船,制作兵器,以备征日。灭宋后,大批宋军投降元朝,被称为新附军。忽必烈命宋降将范文虎筹备攻日本之役。范文虎也派出使臣赴日本招降。杜世忠一到日本便被镰仓幕府处死,范文虎的使臣也遭到同样命运。元朝得知后,决定再次征日。至元十八年夏,元军分兵从高丽、江南两路渡海。高丽一路由忻都、洪茶丘等率蒙、汉、高丽诸军4万,分乘战船900艘,于五月启航X对马、一岐两岛,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遇日本方面顽强抵抗,元军失利后,退往鹰岛。江南一路由阿剌罕、范文虎、李庭等率水军10万、分乘战船3500艘,于六月从庆元(今宁波)启航,抵日本平户岛。两路军队汇合后,因元军将领之间意见不一,在鹰岛、平户岛屯居达一月之久。八月一日,台风大作,巨波如山,战船多被摧毁,战士溺死无数。忻都、范文虎等统帅丢弃军队,择坚船逃回国内。留下的元军受到日本军队的猛烈进攻,大部分被歼。14万远征军生还者仅1/5,第二次征日又告失败。是年为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故此战在日本历史上称为“弘安之役”。

两次征日失败后,忽必烈曾于1283至1288年间三次设立征东行省,造船签军,企图再次发动远征,但最终未能实施。

王大虎

(二)向南扩张

占城在安南之南。从海南琼州启航,顺风舟行一日便可抵其国。忽必烈很早便有入侵占城的野心,元将马成旺曾夸口:愿率兵三千,战马三百匹征服之。元灭宋后,泉州X海商蒲氏家族归顺元朝。元朝命他负责招谕海外诸番,占城、爪哇等国陆续与元朝建立了联系。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将唆都遣使向占城谕告平宋的消息。使臣归国时带来占城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剌麻哈·迭瓦[Shrijaya Simha Varmaha(ri)Deva]愿意内附的信息。元朝遂授之以荣禄大夫的称号,封他为占城郡王。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派遣兵部侍郎教化的和唆都等人出使占城,要求占城王入朝。次年,占城王遣使入贡,表示归降。

忽必烈并不满足于使节互访和贸易往来,还想凭借武力扩张疆土,掠夺更多的财富。至元十九年元世祖命唆都至其地设占城行省,率刘深、亦黑迷失主其事,准备海船百艘,水军万人,期以至元十九年出征海外诸番。忽必烈把占城作为向东南亚扩张的跳板,命占城负责供给军食。忽必烈的海外扩X策引起了占城X的不满,占城王子补的扣留了途经其地出使暹国的元朝使臣何子志等人及元朝派往马八儿的使臣尤永贤等人。这些事件成为元朝出征占城的借口。

至元十九年底忽必烈遣占城行省右丞唆都统率军队从广州出发,渡南海至占城港(今越南平定省归仁)沿海岸屯驻。占城人在港西修建木城,架X三捎炮百余座,准备抗击元军。占城军队还在木城之西5公里处建行宫,驻重兵以为外援。元军派使臣招降数次,占城方面回答不降,愿与元军死战。至元X初,元军分几路围攻木城,风涛突起,摧毁大量战船。占城军乘势打开城门出动1万余人X元军。元军死战,击败占城军,攻克木城。占城王杀死所扣留的元朝派往马八儿的使臣尤永贤等人,率军退入山林。

占城军队失利以后,占城王并未屈服。元军深入占城境,为避免被歼,占城王遣使至元营表示归降。元军允许投降,要求占城王亲自出降,但占城王仅派其舅宝脱秃花入元营为质,称其本人作战受伤,始终避而不见。唆都为核实占城王的伤情,派出使臣赴占城军营探视,被阻不得入。占城王又杀害扣留在营中的元朝派往暹国使臣何子志等人。

占城国舅宝脱秃花声称与占城王之间有王位之争,以巧言骗取唆都的信任,以争取时间,让占城王在山林中聚集兵力,等待四方州官来援。为严守秘密,占城王计划杀尽区内的华人,但还是有华人逃至元营报告真情。唆都竟不相信当地华人的密报,落入占城王的圈套。唆都遣军随宝脱秃花去擒占城王,宝脱秃花中道脱身,逃入占城军营。元军始知占城王已聚集2万余人,并向交趾、真腊、爪哇、宾多龙借兵。在这种情况下,唆都仍不知退,冒险进攻占城军,虽获小胜,但占城军不断从山林中对元军发动X,元军殊死作战方得还营。次年,唆都奉命从占城北攻安南,征占城之役遂告结束。最后唆都战死在越南。

王大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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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向东南扩张

 

忽必烈“出师海外诸番者,惟爪哇之役为大”[4]。爪哇“宫室壮丽,地广人稠,实甲东洋诸番。……其田膏沃,地平衍,谷米富饶,倍于他国”[5]。当时爪哇在海外诸国中较为强盛,忽必烈认为只要能征服爪哇,其他小国自当臣服,遂于平定南宋以后,遣使诏告海外。至元十六年(1279年)唆都派赵玉出使爪哇。次年元朝再遣使臣去爪哇“招谕”。同年爪哇杜马班国王哈只·葛达那加剌(Haji Krtangara)曾遣使入元通好。忽必烈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遣使命爪哇国王亲来朝见,十九年又遣宣慰使孟庆元、万户孙胜夫等出使,至元二十三年复遣必剌蛮等使其地。虽然爪哇杜马班国王于同年又一次遣使入元,但忽必烈因要求其王室来朝的目的未达到,有意出兵征讨。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爪哇王哈只·葛达那加剌将元朝使臣右丞孟琪黥面送还,忽必烈决定以此为由出兵征讨。亦黑迷失等出征前陛辞时,忽必烈诏曰:“卿等至爪哇,明告其国民,朝廷初与爪哇通使往来交好,后刺诏使孟右丞之面,以此进讨。”[6]其实孟琪被刺面送回只是元朝出兵的直接原因。两年多前,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冬,史弼入朝,“时世祖欲征爪哇,谓弼曰:‘诸臣为吾腹心者少,欲以爪哇事付汝。’对曰:‘陛下命臣,臣何敢自爱!’”[7]足见忽必烈早已在谋划征讨爪哇之役。

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1293年初),元将史弼、亦黑迷失、高兴等人率水军5000从泉州启航,过七洲洋(今南海北部)、万里石塘(今西沙X岛)、交趾、占城,次年正月至东董山、西董山(今南海南部X所属纳士纳X岛),入混沌大洋(今南海南部水域),经橄榄屿(今加里曼丹刊甸西面海中一岛)、假里马答(今加里曼丹)、勾栏山(今加里曼丹西南端附近),驶近爪哇。由于爪哇海海水较浅,大船易搁浅,元军遂于其地伐木造小舟,准备以小舟在爪哇登陆。

在准备入侵爪哇的同时,亦黑迷失率小队军士乘战船10艘先赴爪哇招谕。同年二月,元军至吉利门(今爪哇以北马威安岛),不久,元军到达杜并足港(即杜板,今厨闽),分兵两路,一路由亦黑迷失、高兴率领登陆;一路由史弼率领乘船,经戎牙路港(今东爪哇省首府泗水,即苏腊巴亚)直扑八节涧(今泗水之南);水陆两军约定在八节涧会师。其时爪哇岛内乱,位于谏义里的葛郎国王室后裔哈只·葛当起兵攻杀哈只·葛达那加剌,哈只·葛达那加剌驸马土罕必者耶出逃至麻喏八歇(即满者伯夷),准备积聚力量反扑。

元水军行至麻喏八歇,筑浮桥继续前进。当时驻守在麻喏八歇的土罕必者耶势力弱于哈只·葛当,听说元军登陆,于是遣使至元军中“以其山川、户口及葛郎国地图”进献,表示愿意归降。据汪大渊记载,元军提出臣属的条件是:纳贡税、立衙门、振纲纪、设铺兵,以递文书[8]。看来土罕必者耶接受了这些条件,三月一日,元水陆两军会师于八节涧后,统帅史弼发兵击败葛郎国兵。此时葛郎国主力正与土罕必者耶作战,大军已经抵达麻喏八歇,土罕必者耶遣使向元军告急求援。元军应允救援,于三月八日大败葛郎国军。十五日,元军与土罕必者耶合攻葛郎国,进围葛郎国答哈城,破其兵10余万。哈只·葛当被迫投降。

战败哈只·葛当后,元军于同年四月准备携土罕必者耶班师。土罕必者罕是一位极有心计的爪哇X,他在势力弱小时投靠元军。在与元军合力攻打哈只·葛当的过程中,侦知元军虚实,了解到渡海而来的元军不过数千人。只要调集军队完全可能战而胜之,于是他以需调换正式降表,携所藏珍宝入朝为借口要求归国。高兴、亦黑迷失相信土罕必者耶已经降服,派万户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率兵200护送他归国。土罕必者耶在途中叛变,袭杀捏只不丁等,起兵进攻元军。史弼等苦战,败退三百余里方登舟脱归。远征爪哇之役以损失士卒3000余人而失败。归国后,史弼、亦黑迷失因之获罪。

如同征日本一样,征爪哇失败后忽必烈仍不甘心,企图征调10余万军队重新入侵爪哇,但终于未能发出一兵一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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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外交往的空前发展

元朝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大帝国,其版图东起太平洋,西达地中海,北尽北冰洋,南至印度和东南亚。其疆土之广不但远逾汉唐,而且也超过地理大发现以前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世界帝国。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许多X,他们之中有些在过去因相距遥远,不能直接往来,或曾经只有间接的往来。蒙古人的征服使他们突然发现,过去长期限制人们交往的疆界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打破了,不同X的人民都成了蒙古X的奴仆和臣民,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仿佛把地理距离也缩短了。因此,元代海外贸易的兴旺,远非汉唐所能比拟。世人在评述明初郑和航海时,无不为当时中国航海术的发达而自豪,而郑和的远航正是元代航海的继续。世界上许多不同的X因为所处的地位不同,对蒙古时代的评价也不一样,但在蒙古时代是东西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时代这一点上,几乎是没有分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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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志书

(1) 《大德南海志》

《大德南海志》又称《南海志》,元人陈大震所撰,刊于大德八年(1304年)。《南海志》上距《诸蕃志》成书(1225年)不过70余年,下讫《岛夷志略》成书(1349年)不到半个世纪,恰可补充两者的不足。《南海志》描述的是元代广州地区的外贸情况。广州是华南的门户,与泉州共为我国中古时代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也是番货集散地。所以《南海志》有关舶货和与广州有贸易关系诸国诸地的记载,反映了元初华南与当时亚非诸国贸易的实际情况,是非常宝贵的记录。

《南海志》原书20卷,唯见《文渊阁书目》著录,其大部分今已亡佚。明《永乐大典》残本中仅存该书所载海外通商番国与地名147个。北京图书馆所藏残本亦仅存卷6至卷10,其中卷7“物产篇”罗列舶货与诸番国,但文字过于简略,难窥全貌,唯其地名之广博可作参勘印证之资料。

通过残存部分,我们可以看出,元代华南海外贸易与宋代相比有很大发展。元代广州司舶部门把海外诸番分为几个区域:一是南海西岸至暹罗湾,以交趾、占城、真腊、暹国等国为首。二是小东洋,指菲律宾诸岛和加里曼丹岛北部,以佛坭国(今文莱)为首。三是大东洋,分为两部分,其东部指今菲律宾诸岛、加里曼丹岛东南海域,以单重布罗国为首;其西部指爪哇和小巽他X岛一带,以爪哇国为首。四是小西洋,指今马来半岛顶端和苏门答腊岛一带。五是西方诸国,包括今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沿岸之地。分区原则为:前四部分基本上以海船航线所经之地为依据,地理概念相当清楚,而最后一区则失之过广。元初广州港的通商范围东起麻里芦(今菲律宾),西讫茶弼沙(Jabulsa),即大食诸国中极西之地,今西班牙一带、马格里布(今摩洛哥),囊括东南亚、南亚、东非、北非及欧洲的一部分,包括意大利和拜占庭帝国。

宋代的《岭外代答》和《诸蕃志》所记尚不出传闻,而《南海志》则是广州元初对外交往实录的总结,其可信性高于上述宋代两书。

《南海志》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份重要资料,以此与宋代记载和明代郑和航海资料相印证,可以窥见宋元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概貌。

(2) 《岛夷志略》

《岛夷志略》,本作《岛夷志》,是元代杰出的民间航海家汪大渊的纪实性著作。该书原附于至正九年(1349年)由吴鉴编撰的《清源续志》之后。次年,汪大渊在故居南昌又以《岛夷志》为名复刊其书,并请河东名士张翥写序,以广其传。汪大渊字焕章,南昌人,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他20岁那年,即1330年从泉州第一次出海,沿西洋航线行,航达印度洋诸地。他自述至顺庚午年(1330年)泊于大佛山(今斯里兰卡),继而西行进入阿拉伯海。此次航海历时约5年。归国后曾著有旅行记。此后不久他又第二次从泉州启程,访问东南亚诸地。此次似从东洋航线行,从泉州渡海,先至台湾,然后赴小东洋诸地,即今菲律宾诸岛、文莱,再绕加里曼丹岛,转入大东洋西部的爪哇、帝汶诸地。据汪大渊自序,1349年他路过泉州,适逢吴鉴受命修《清源续志》。吴鉴因汪大渊“知外事”,所以要他撰《岛夷志略》,作为《清源续志》的附录。他所撰写的《岛夷志略》融会了两次出洋的经历,所以与他第一次归国时所著游记已颇有区别。

汪大渊自己在《后序》中说:“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元末人吴鉴也说:“中国之外,四海维之。海外夷国以万计,唯北海以风恶不可入,东西南数千万里,皆得梯航以达其地。”[9]这就是说,元人已经认识到,中国所在的大X面环海,高丽以北的“北海”,即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和北太平洋海区风涛大,沿岸是一片荒凉之地,中国人很少问津。而中国之东、南、西面,番国众多,皆得航海而至。蒙古人的武力所创造的横跨亚欧的大帝国,客观上为东西交往创造了有利条件。商贩往来于东西,有如在本国不同的州郡旅行一样。

汪大渊自述他在海外曾赋诗以记异国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其书中所记之事,皆身所亲历,耳目所亲闻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收有汪大渊所访问过的地方共99个条目,最后一个条目系节录前人旧闻,名为“异闻类聚”,与其游踪无关。全书涉及亚、非、欧三大洲220多个国家与地名,记载生动翔实,文献价值很高,迄今全璧犹存,是考据元代远洋活动的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吴鉴评价说:“以君传者,其言必可信。”[10]

是书上承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下接明代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等书。上述两部宋代著作虽然重要,但所记不过是作者耳闻之事,而汪大渊所记则为其身历亲见。《岛夷志》虽从写作体例上受周去非、赵汝适影响较大,但汪大渊年甫20便附舶浮海,一生曾两下东西洋,游踪之广古来罕见,远非周、赵可比。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评价的那样,“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之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

明代马欢受汪大渊影响很大,他在自撰的《瀛涯胜览·序文》中说,“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慨然叹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随其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于是采摭各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与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制成帙。”这说明马欢在出国前就研究过《岛夷志略》,随郑和出海后,观察风俗,证实了汪大渊所记皆翔实可信,因而启发了他撰写《瀛涯胜览》的愿望。不过他在书中只记载了20余个国家和地区,叙事虽然更详,但涉及地域远不如《岛夷志略》所述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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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真腊风土记》

作者周达观,自号草庭逸民,浙江温州路永嘉县人。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奉命随使赴真腊,次年至其地,在那里停留了一年有余。此次出使不见于诸史记载,世人依凭周达观本人的记载方知其始末。他返国后,根据亲身所历作此书。

公元10—13世纪是柬埔寨文明最灿烂的时代,也称为吴哥时代。《真腊风土记》便是反映吴哥时代情况的著作,它记载了13世纪末叶柬埔寨各方面的事物,既翔实又生动。书中所记载的吴哥国都中的许多建筑和雕刻,是这个时代的文物精华。此外,还广泛地叙述了当地人民的经济活动,包括农业、手工业、贸易等,介绍了当地人民日常生活,如衣、食、住、行的情况。全书约8500字,分为城郭、宫室、服饰、官属、三教、人物、产妇、奴婢、语言、野人、文字、正朔时序、争讼、病癞、死亡、耕种、山川、出产、贸易、欲得唐货、草木、飞鸟、走兽、蔬菜、鱼龙、酝酿、盐醋酱、蚕桑、器用、车轿、舟楫、村落、异事、澡浴、流寓、军马、国主出入等40余节。他的记载是当时有关吴哥文化的唯一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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