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虎

王大虎:中国水师海图与私家海图秘本

王大虎

古代多数中国人把自己居住的地方设想为世界的中心,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并认为中国是泱泱大国,甚至用“天下”这个词来代指中国,而中国以外的国家无非是些蛮夷之邦,无足轻重。这种保守的观念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

但并非所有中国人都持这种看法。战国时代齐国的邹衍就是新地理观的先行者。齐国地近海滨,有渔盐之利,海外交通发达,这种环境使齐国人比中原人更多地了解海外世界。邹衍批评儒家的保守学说,提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13]邹衍的这种思想并非出于想象,而是以当时所具有的海外知识作其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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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郑和航海图

明初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跨进了一大步,《郑和航海图》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明以前中国舟师肯定已经使用海图,但未能流传下来。宋代文献中已经有“海外诸番图”的记载,但流失已久,难识其貌。元末已有“海道指南图”,但仅及国内和北洋沿海,未涉及东西洋远程航线。《郑和航海图》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水师海图。此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X直抵外国诸番图》,刊于明茅元仪的《武备志》卷240,《郑和航海图》为其略称。原图区24页,包括序、地图、过洋牵星图等部分。《郑和航海图》有以下几个特点:

(1)涉及海区范围广阔,东起我国长江下游及东海、南海,东南至爪哇,西北至波斯湾忽鲁谟斯海峡和沙特阿拉伯红海之滨的吉达港,西南至东非索马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沿海地区,最南处达南纬4°左右,包括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海域内的东亚、东南亚、南亚、西南亚和东非在内的广大地区,记录地名530多个。

(2)海图不标经纬度,也没有一定的比例尺,以中国传统山水画地图的风格将辽阔的地域内的地名、景物,仿照“万里长江图”的形式自右至左地绘写在一字展开的长卷中。这是一种以移动的船舶为观测基点的绘图法,其上下左右并不表示固定的地理方位,但对航海者却相当实用与方便。

(3)总体说来,全图是以对景地的图绘为主、文字叙述的航路指南为辅,但因航路地段不同,也有一些变化。在长江航区南京至太仓区段,因航向多变、陆标清楚,故以绘出两岸陆标为主;太仓至东南亚海区和印度沿岸海区,郑和舰队多取沿岸航行法,所以对陆际的描绘也相当详细,相应的文字性航路指南大为增加,在主要航路上都注明了针位与更数及转向与目的港;在印度洋航区,多为远程跨洋航行,可参照的陆标很少,所以只绘出一些典型的陆标,但在文字叙述中除航路针位以外,还记载了各处天文定位的数据。

(4)航海图的航路指南除了记载航向、针位以外,还记载了港口的水深、暗礁等资料;在陆标定位上,出现了利用三个陆标来确定航舶进港的方位的方法,这实际上是现代X定位术的起源。针路不是两点之间直线航行的简单针法,而是航迹导航术,即从某一已知港启程,途中经过已知陆标不断变动针位,最后航达目的港;在一些风向与航向不一致的海域航行用针时,预先将风力影响的修正值计入,以保证航达目的港。这些都表明了我国明代航海技术所达到的水平。

(5)在印度洋航区,特别是从苏门答腊海区往返横渡孟加拉湾、印度南端到阿拉伯半岛,经马尔代夫X岛往返阿拉伯海东非至印度西海岸两岸的航行,利用观察不同的星座来确定船的纬度,保证航向成为导航的主要参照手段之一。《郑和航海图》明确地记载了上述各航区的牵星数据,在中国航海史籍中为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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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过洋牵星术

牵星术是这一时期天文导航法最明显的进步。所谓“牵星术”就是以观测星辰的海平高度,即以仰角来测定船舶所在纬度的方法,换言之,即海上天文定位。这是一种比地文导航要复杂的技术。地文导航是比较初级的航海术,其致命弱点是航船不能远离大陆,不能沿最短航线航行。牵星术的出现有赖于准确得知北极星高度与南北里程的关系。唐代南宫说在开元十二年(724年)的疆土测量中,已经应用了北极高度与南北里程关系的原理。宋元时代航海已经使用牵星术。马可•波罗于13世纪末从福建泉州归国时,取道海路,乘坐的是元X护送阔阔真妃子赴波斯的官船。在他的游记中提到,拱极星的一部分在爪哇看不见,但在马八儿国(今印度南部东海岸),可在水平线上一二肘处清楚地看见北极星。明初永乐元年,派郑和等人赴海外为大规模下西洋作准备。郑和等人使用原先收集好的针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进行实测校正[14]。这些记载都说明,明代郑和大规模远航的基础,是宋元时代已经发展成熟的导航术。

图4 《郑和航海图》中的霍尔木兹海峡

 

根据《郑和航海图》可知,郑和船队从苏门答腊开始的印度洋航段,起初依赖牵星术,即巩珍所谓“观日月升坠以辨东西,星斗高低度量远近”。例如,从苏门答腊到斯里兰卡航段,已不再沿环抱孟加拉湾的中南半岛和印度东海岸近岸航线,而是使用牵星术,直接横渡孟加拉湾。在《郑和航海图》中与此有关的有两幅牵星图,在巳龙溜屿上注明“华盖五指二角”。过了斯里兰卡以后,航行的主要依据是天文导航,也有两幅牵星图与此有关。在这四幅图中,有牵星数据70余条,一般绘出观测点的地理方位、星辰名称、星辰高度和角度等。有时除了牵星数据之外,还绘出针路和更数,表明当时在这些地段除天文定位外,还辅以罗盘和测距。在整个印度洋航行中,牵星使用的主要星辰是北辰(北极星)、华盖(小熊座中的两颗星)、小斗、西北布司星、西南布司星(双子星中的两颗星)、灯笼骨(南十字)、织女星、南门双星(半人马座的两颗星)、北斗头双星、西南水平星和七星(昴星团)等星座。有时牵星图中两个星辰并用,互相校正。例如当时的水手已知北辰与灯笼骨星高度之间的关系,即知此两星辰高度之和为15指半[15]。

明初郑和远航所使用的天文导航术称为“过洋牵星术”。“过洋牵星术”超过前人之处在于测定星辰距离海平面的高度,根据固定的高度数值导航。测量星辰高度的单位是“指”和“角”,测量观察的仪器是牵星板。“指”是中国古代天文观测的传统单位,初见于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五星占》的占文,其中提到金星和月亮的相对位置:“月与星相遇也,月出太白南……三指有忧城,二指有□□(原文此处为方框)……”这里的“指”所表示的度数约为1.9°。此外《乙巳占》和《开元占经》也有大量用“指”作为纬向量角单位的记载。这两部书虽然成于唐代,但有关内容却是引自战国时代成书的《巫咸占》。所以“指”这种单位的出现当早于战国时代。牵星术中的“指”,显然继承了上述中国古代测量术的传统。其基本含义也与战国、汉、唐相同。郑和所使用的“过洋牵星术”中,“指”所表示的度数为1°34’—1°36’。

图5 《郑和航海图》中的忽鲁谟斯返回古里国过洋牵星图

 

明代李诩(1505—1592年)所著《戒庵老人漫笔》卷1中提到“苏州马怀德牵星板”,并描述其构造为:12块乌木制成的小片,从小至大,大者长七寸余,分别标为“一指”、“二指”,以至“十二指”,都刻有细分划。又有一块象牙,长二寸,缺四角,上有“半指”、“半角”、“一角”、“三角”等字样,颠倒相向。按此描述,牵星板是木制小方形板,共有十二板,最大的一块海边长约24厘米(合明尺7寸7分),为12指,最小的一块每边长约2厘米,为1指。

使用牵星板的方法,是观测者手臂伸向前方,手持牵星板,使板面与海面垂直,板下端引一定长之绳以固定板与观测者眼睛之间的距离。观测时,使板下缘与海天交线相合,上边缘与所测天体相接,便得天体离海平面的高度,单位是“指”。“指”以下是“角”,1“指”=4“角”。“角”的读数可从牵星板刻度读出,或用小象牙块量得。

这种牵星板应当就是郑和远航时使用的“过洋牵星术”所依赖的牵星板。其构造与阿拉伯航海家所使用的牵星板非常相似[16]。牵星术在阿拉伯文中作kamal,表示星高的单位称为isba’,其意义也是“指”。郑和“过洋牵星术”中的“指”与阿拉伯航海牵星术中的“指”的数值十分接近。郑和与他的船队中的一些人是元代随蒙古人入华的西域X人的后裔,这位马怀德可能也是X人,这可能是他们掌握“牵星术”的原因。所以从元代传至明代的“过洋牵星术”,应是中国传统的测星术与阿拉伯的测星术相结合的结果。

 

 

(三)私家海图秘本

 

除了《郑和航海图》一类官方海图以外,明清时期的舟师海商还有一些世代传下来的航海通书。清《台海使槎录上》提到“舟子各洋皆有秘本,名曰洋更”。这类图书是民间航海家的导航图籍,具有极高的价值。现存明代各种文献中提到过不少这类书籍。例如《日本一鉴》提到的《针谱》,《指南正法》提到的《罗经针簿》,《东西洋考》提到的《航海针经》,《西洋朝贡典录》提到的《针位篇》,还有《渡海方程》、《四海指南》、《航海秘诀》、《航海全书》等。正是有了这些世代在民间相传的舟子秘籍,中国航海业才能世世有替,一步一步地向更高的水平前进。

目前尚存的最重要的民间航海指南,是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的两部手抄海道针经《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这两部书都出自普通航海者之手,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记录,毫无夸张之词,虽然书中带有一些X色彩,但客观地反映了明初到清代中叶中国与“东西洋”各地间的海上交往,对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都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1)《顺风相送》

 

此书为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牛津大学校长劳德(Arch Laud)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赠给波德林图书馆的。劳德曾X过欧洲一所耶稣会大学的藏书,《顺风相送》即为其中一种。估计此书为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在中国所得,然后转送欧洲,为一所耶稣会大学收藏,后又经劳德大主教之手传入牛津大学。

《顺风相送》应成于明中期以后。作者在其书的前言中说,他的著作本于周公的《指南之法》。《指南之法》大约是一部假托周公之名的航海针路书,作者说它“通自古今,流行久远”,其书“中有山形水势”,但传抄描绘有误,又迭经增减。可见至明代中叶尚存。《指南之法》是一部航海者必备的针簿,“行路难者有径可寻,有人可问。若行船难者则海水连接于天,虽有山屿,莫能识认。其正路全凭周公之法,罗经针簿为准”。但“古本年深破坏”,地名之“有无难以比对”。我们虽然不知道《指南之法》的具体内容,但作者说他将“南京直隶至太仓并夷邦巫里洋等处更数、针路、山形水势澳屿浅深攒写于后”,又提到“宝舟”、“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等语,可见《顺风相送》乃由汇录《指南之法》和郑海航海资料而成。

这部书开头和中间有几篇咒文,祈求周公、X、妈祖等诸家仙师护佑出海者平安。而后介绍确定潮流、风向、潮水消长时期、用针法、福建至东西洋各地“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其中最远处为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及福建地区往返东南亚、东南亚各港之间往返、东南亚各港往返南亚各港、南亚各港往返西亚各港、福建往返东洋的彭湖吕宋琉球各港和东洋各港之间往返的针路,实为了解西方殖X义东来以前明代中国舟师导航术和当时亚洲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海区航线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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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南正法》

 

此书附于清初的《兵钤》一书后面,约成于清康熙末年,即18世纪初叶。书中序言说,是书经过漳州一位姓吴的人稽考校正过。清初福建民间知识分子中有一些担任“译士”即翻译,其中吴姓的不少。整理《指南正法》的吴氏应是其中一员,他大约是一位走洋下番的人物。他虽然作了整理,但并未做多少文饰工作,一些地名前后译名歧出,如长崎又作长岐,马六甲又作满剌甲、满喇咖,彭亨又作彭坑、彭坊之类。因此该书基本保存着原来的面貌。

书的开头处也如《顺风相送》一样有一篇前言,提到假托周公的《指南之法》,说《指南之法》中有“山形水势”,大约是用山水画来表示的海岸陆标,但因“描抄终误”,表示距离的“更数”又有增减,差错甚多,他本损朽不堪,“难以比对”。其文字与《顺风相送》者相同处很多,前言之后也与《顺风相送》一样有一篇祈求各路仙师保佑的祝文,不但标题近似,内容也大体相同,两者当源于一个共同的祖本。

但《指南正法》所记航线却与《顺风相送》有着明显的区别。《指南正法》中的中国前往外洋的起始港除了福建以外,还有广东、浙江,东洋航线的内容比较多,还增加了观星法。西洋的航线范围明显比《顺风相送》少,只到东南亚为止。

从《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两书中可以看出,从明初至清代中期,中国民间航海家所掌握的航线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地区:第一是柬埔寨、赤坎、暹罗地区,主要是中南半岛南部和暹罗湾地区往返东南亚各地的航线。二是马来半岛区,主要是马来半岛往返东南亚各地和印巴次大陆、斯里兰卡的航线。三是印度南部古里区,主要是阿拉伯海航线。四是爪哇区,主要是从爪哇岛往返东南亚各地和日本的航线。五是吕宋区,主要是吕宋往返东南亚和东洋日本的航线。六是日本区,主要是日本往返东西洋各地的航线。

 

 

3.友好交往

 

明代是中外海上交往频繁的时期。明朝建立后,东南亚海外诸国闻之纷纷遣使入明,表示愿与中国继续交往。在来华各国使节中,不乏达官贵人及其弟子,甚至还有一些国家元首。他们承认自己是明朝的藩属,有的请求册封,而明朝则允许他们朝贡,即东南亚海外诸番以满足明王朝X者的自大心理为条件,换取双方建立官方贸易关系的实惠。为了便于与外国交往,明X特地在翰林院中设立了学习外国语的学校,专门培养外语人才。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汉人纷纷移居海外,在东南亚许多地区形成聚落,他们是现代当地华人的祖先。

 

 

(一)南京孛泥王墓

 

孛泥即今之文莱,位于婆罗洲北部南海之滨,很早便与我国往来。元世祖忽必烈征爪哇失败后,满者伯夷王朝兴起,孛泥成为其属部。明初孛泥在位国王为马合谟沙。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命御使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往使,当是诏告明代元之事。明朝使节从泉州启程到达那里后,要求孛泥王称臣纳贡。马合谟沙以其国遭到苏禄的侵犯、国弱民穷和宗主国爪哇反对他臣服于明朝为辞推托,张敬之等人以爪哇已经臣服明朝为由极力说服,终于使马合谟沙国王派出使臣与明使臣一起入华朝贡。孛泥的贡表以金箔制成,表文镂于银箔上。明太祖对孛泥使臣表示感谢,予以厚赐。

永乐三年(1405年)冬,孛泥国王麻那惹加那遣使入贡。明成祖派出使臣赴其国封之为国王,赐印诰、敕符、勘合等信物及丝绸制品。麻那惹加那国王大受鼓舞,率领大批亲属包括弟妹、子女和陪臣泛海来朝。到达福建以后,地方官迅速上报,朝廷派出中官到福建迎接,设宴款待,并引导入京(今南京)。沿途各地官守也纷纷设宴款待。永乐六年(1408年)八月,孛泥王抵达京师。在朝见明成祖时,麻那惹加那国王对明朝统一中国表示祝贺,感激明成祖赐以王号,说接受明朝册封后国内风调雨顺,皆是托明天子之福。明成祖在奉天门设宴招待孛泥王,王妃以下人员也在他处宴饮,还赐予孛泥王仪仗、交椅和大量的财宝,其随行人员也各有所得。

麻那惹加那国王在京师留居期间不幸染疾,于十月病故于客馆。明成祖下令辍朝三日表示X,派出专员致祭,太子亲王皆遣使慰悼。明X将孛泥王厚葬于安德门外石子岗。墓前树碑,立石兽神道,又于其侧建立祠堂,X按时派人祭礼。其子遐旺受明成祖之命即位为王。

遐旺归国前与其叔父告诉明成祖,孛泥每年向爪哇满者伯夷王朝进贡大量片脑,请求明朝要求爪哇允许孛泥不再进贡,而将此项贡品专贡明朝;还要求明朝派人护送他们回国,在其国留驻一年,以慰其国人望;又要求朝廷明确其国的朝贡制度。明成祖一一答应之,遣使通知爪哇孛泥不再向彼进贡,同意孛泥三年一入贡,赐给遐旺大量金银、礼品,并派中官张谦等人护送回国。

麻那惹加那国王生前曾要求明朝X封其国后一山为镇国之山,遐旺归国前又重申了这一愿望。明成祖乃封其国都之后的山岭为“长宁镇国之山”,并亲定碑文,派护送新王归国的张谦镌刻于其地。

永乐八年(1410年),遐旺遣使随张谦一同入明表示感谢。次年,明成祖再派张谦出使孛泥,颁赐大量丝绸。永乐十年(1412年)秋孛泥王遐旺偕其母再入明来朝,明X置之于会同馆,明成祖于奉天门设宴欢迎,并厚赐遐旺及其随行人员。遐旺及其母在京师留居数月之久,于次年初回国。

孛泥王墓在南京的准确位置文献记载语焉不详,随着岁月的流逝其遗迹X已经不清楚。民国时曾有人在石子岗地区寻找,但无收获。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物普查,终于在1958年于南京雨花区铁心乡东向花村西的乌龟山南麓安德门西南3公里处发现了孛泥王墓。此墓原有墓冢、神道石刻、祀祠等建筑,至今墓冢、神道石刻7种15件及祀祠柱础仍存,是古代中国与文莱人民友好交往的象征。江苏省、南京市X将孛泥王墓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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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州苏禄东王墓

 

苏禄即今菲律宾南部苏禄海西缘之苏禄X岛。元代苏禄强盛一时,曾领有邻近之地,包括孛泥。13世纪末爪哇满者伯夷王朝兴起后,孛泥转属满者伯夷。明初苏禄出兵侵入孛泥,因满者伯夷王朝发兵来救,苏禄方退兵。

成祖即位后派郑和出使海外,曾有分舰队驶抵苏禄,明朝声威大增。永乐十五年(1417年)其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喇、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妃叭都葛巴剌卜一起率其家属、各级头目共340余人浮海入明朝贡,到北京向明成祖进献金镂表文和各种珍宝。明廷按接待满剌加王的规格礼遇之,成祖下诏封三王为国王,分别授予印诰、袭衣、冠带及鞍马、仪仗器物。随从诸人也有赐赏。苏禄的三位国王在北京居住了27日后动身返国。成祖在他们离京之前又赐以大量珍宝、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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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禄诸王一行沿大运河南下。当行至德州时,东王巴都葛叭哈喇生病卒于客馆。消息传至北京,成祖派员致祭,将东王厚葬于德州,在墓旁立碑志念。明X留东王妃妾及随从10人守墓三年,其余苏禄各王归国。成祖还命使臣赴苏禄,向巴都葛叭哈喇之子都马含诏告,表彰了其父东王仰慕中国,躬率家属陪臣远涉海道万里来朝的壮举。告以东王在中国受王封和赐赏之事,以及东王在归途中病逝安葬的情况。成祖命都马含继承苏禄国东王之位。

永乐十九年(14X),东王之母遣前东王兄弟叭都加苏里来朝贡。X(1423年),东王妃守墓期满归国,明X在她临行前厚赐之。王妃归国时,留下一些人员继续为东王守墓。苏禄东王墓至今尚存于德州,而东王妃留下守墓的苏禄人世世代代定居于中国,在德州繁衍成村落。东王访问明朝的故事也在他们中间世代流传,成为中菲友谊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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