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虎

王大虎:四夷馆与会同馆

王大虎

外语教授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民间学习外语的风气是从学习佛经开始的,从南北朝至唐,梵文教育在外国语学习中的地位最为重要。明人曾形象地描述道:“译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唐宋以来,虽有润文译经,使之衔然,惟以译佛书而已,非以通华夷之情也。”[17]也就是说,学习梵文主要是在民间进行。

官办的语言学校是元X始出现的。蒙古人建立地跨欧亚的大帝国后,外语成了这个庞大国家内保持X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当时最为重要的汉语以外的语言是蒙古语、波斯语和畏兀儿语。元X的重要机关都置有专职翻译,以备译写文书之需。元世祖忽必烈还设立了“X国字学”和蒙古字学,属翰林院。

明成祖即位后深感番语人才的缺乏,遂于明永乐五年(1407年)创设四夷馆,即语言学校。四夷馆开馆时共包括8馆,即8个专业:X、鞑靼、女真、西番、西天、百夷、高昌和缅甸。《明实录》记其成立云:“因四夷朝贡、言语文字不通”,乃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38人录隶属翰林院,学译书。学生的待遇是“人月给米一石”。学成后“遇开科仍令就试,仍译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处之”[18]。其具体办法是,学生享受举人待遇,学成后命“就礼部试,则以番书译其所作经义”。初通番语,通过礼部考试者便可名列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而译书如故”。另外还在懂外语的人中“择俊民,俾专其业。艺成,会六部大臣试之。通者冠带。又三年授以官,盖重其选也”[19]。四夷馆开馆时教授四夷语言的教师的来历尚不清楚。从习者从国子监生中选出,多为汉人。

从上述8种语言看,四夷馆可以说是一所亚洲语言学校。初设时的语种多与明朝的陆上邻国和邻族有关。早期四夷馆中与海路有关的只有“西天”和“缅甸”两馆。明承元制,以X文,即波斯文为主要对外交际语言。但实际上东南亚诸国通波斯文的并不多,尤其是那些不信奉佛教的国家,X文更行不通。弘治十年(1497年),暹罗遣使入贡,四夷馆无人懂泰语,阁臣徐溥等建议,由广东布政司访取谙通彼国文字者赴京备用[20]。正德年间,四夷馆中的“X馆”向明X报告,“暹海中诸国如占城、暹罗等处进贡来文”一直由“X馆”代译,“但各国言语文字与X不同”,“X馆”根本无力解决此问题,一直是由随团的通事口译,再写成文。而朝廷的敕文、回赐清单也由“X馆”“用X字”写就。正德年暹罗X呈的“金叶表文无人识认”。过去“八百馆”教师缺员时,明X曾采取把八百使臣蓝者歌留下来任教的办法培养教师。“X馆”建议明X采用这个办法,在暹罗国使团内选留若干人,并从原四夷馆职员子弟中选拔一些为学生,待这些学生学成后再令暹罗教师归国。此议得到X的同意[21]。

万历五年(1577年)明X聘请通事握文源和暹国使臣握闷辣、握文贴、握文铁等人入四夷馆,教授泰文[22]。次年张居正建议在四夷馆中增设“暹罗馆”,招收马应坤等12人为学员。明吕维祺曾列出“暹罗馆”的教师名单,排在最前面的几位教师就是握闷辣等4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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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X的涉外机构除了语言学校四夷馆以外,还有专门接待X宾客的会同馆,这里的人员也要求掌握番语。四夷馆和会同馆都编撰了让学生学习语言的教材,这些教材合起来被称为《华夷译语》。据现在留下来的资料看,会同馆设有“X馆”、“琉球馆”、“日本馆”、“安南馆”、“暹罗馆”、“鞑靼馆”、“畏兀儿馆”和“满剌加馆”等8馆[24]。可见会同馆中教授的番语与四夷馆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会同馆内与海外交往最为密切的是“琉球馆”、“日本馆”、“暹罗馆”和“满剌加馆”。

《华夷译语》很早就流传到海外。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有艾约瑟(J. Edkins)携去的6种明刻本,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有明抄本,柏林图书馆藏有夏德(F. Hirth)收集的24册明抄本,日本东洋文库则收有8种明抄本[25]。《华夷译语》是一种以汉字注四夷语音的分类辞书。有四夷馆本和会同馆本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是各自独立编成的。四夷馆本的基本格式是:先写番语词,再写汉译,最后是汉语音译。番语的拼写与汉字注音之间有时存在差异,表明汉字注音不是逐个字母转写,而是按读音译写。会同馆本则只有汉字音写和汉文译义,没有番语原文。四夷馆本与会同馆本的分类不尽相同,两者的分类大致为“天文”、“地理”、“时令”、“饮食”、“人事”、“珍宝”等门类。

《华夷译语》中的《满剌加国译语》编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所谓“满剌加国”语即马来语,是今东南亚马来西亚、X和文莱近2亿人口的共同交际语。所以《满剌加国译语》实际上是马来语—汉语分类字典,共收有482个词。这部词典从时间上来讲仅晚于皮加费塔(Pigafetta)于15X编辑的世界上第一部马来语字典,所以是世界上第二部马来语词典。《华夷译语》中的《暹罗馆译语》当成书于16世纪末。四夷馆和会同馆是明代培养翻译人才的摇篮,在我国外语和少数X语言教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4.入华的X世俗文化

 

文化有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之分。X的宗教文化与《古兰经》、X教联系在一起。而其世俗文化的含义则要广泛得多,包括X语言文字学、史学、哲学、阴阳学、医药学、天文历算、地理舆图、工程技术等。X文化大规模进入中国,并发展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个过程经历了元、明、清三代。

X教像佛教一样,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而是由外来移民带入的外来宗教,其经典均非汉文,而是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成。就像虔诚的佛学家孜孜不倦地研习梵文,为求真经不远万里前往印度一样,由外来移民后裔为主体形成的X和其他中国信奉X教的X,为了世代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X语言文字的教育学习。我国X学界素有明末陕西胡登州创办经堂教育之说[26]。从目前的资料看,中国的X语言文字之学兴起于元代,明代胡登州的经堂教育应该是元代和明初官办X语文教育的继承和发展。目前有关中国古代X语文教育的材料主要是有关波斯文的,这一点与中国古代入华的X移民不是阿拉伯人,而是操波斯语或受波斯文化影响的X相一致。

 

 

(一)X语文学

 

元代区别于中国其他朝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其文化上的多元性。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征服,中原汉地与波斯之间的关系空前地密切起来了。元代蒙古国中通行汉文、蒙古文和X文三种文字。

元X的许多机关里都设有波斯语翻译。X国子学和X国子监是培养翻译的主要场所。元代教习波斯语用的教材今已不存,只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元末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说:“X字,其母凡二十有九。横行而写,自前向后,复归于前”。这是说X字从左向右横写,一行写完再另起一行。陶宗仪在书中还录写了他所提到的X字的29个字母。这29个字母中有28个都是阿拉伯文字母。陶宗仪录写的这份X字母表,应与X国子学或X国子监里所使用的教材有关。

元代X国子学内除了教习波斯文之外,还教习一种被称为“亦思替非”的文字。这种文字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在汉地已经很少有人掌握了。关于“亦思替非文字”,《通制条格》有一段很重要的记载:

“至元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总制院使桑哥、帖木儿左丞等奏:‘前者麦木〔术〕丁说有来:亦思替非文书学的人少有。这里一两个人好生理会得有,我则少些理会得。咱每后底,这文书莫不则那般断绝了去也么?教学呵,怎生?道有来。’么道。奏呵。‘麦木〔术〕丁根底说者,交教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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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提议教习“亦思替非文字”的麦术丁,就是在王恽《中堂事记》提到的“以木笔挑书普速蛮字”的X译史麦术丁。麦术丁对总制院使桑哥、帖木儿左丞等人提出:当时社会上学习亦思替非文字的人极少,麦术丁手下只有一两个人会这种文字,而他本人只是稍通。麦术丁担心下一辈人将不再懂得亦思替非文字,遂要求X设置官学,教授这种文字。世祖同意了麦术丁的请求,要他负责这项工作。根据《元史•百官志》记载,两年以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尚书省向元世祖提出,翰林院益福哈鲁丁通亦思替非文字,要求授之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夫富民之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进行教习。这一建议再次得到了元世祖的批准。

亦思替非文字的波斯原字是istafa,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指“财产税务的核算管理”,中古时期多数X国家执掌财税的部门称为“亦思替非部”。“亦思替非”的另一个意义是指一种特殊的文字符号,有特定的书写规则,X有关财务的文件、清算单据等都以这种文字写成。X人在元X财税部门内握有大权,他们的部分财务文件便是用这种符号写成的,这就是为什么要选X学者教授这种字的原因。

元和元以后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图书为数众多,细心搜检史料可以发现其中有关X语言文字学的材料并不在少数。例如《元秘书监志》卷7罗列的一大批X图籍中有一种名为“她艾立诗”。马坚先生于35年前已指出:“她艾立”乃其原书阿拉伯文书名Shi’r的元代汉语音译,意为“诗歌”[28]。《X馆杂字•文史门》有“舍额儿”(shi’r),旁注“诗”,即此。“诗”是此书名的元代汉语意译,元秘书监存此书1卷(部)。看来在元XX官为宦的X人,有舞文吟诗雅兴的并不在少数。

除了《秘书监志》以外,录载中国X书籍最多的著作是清康熙年间学者刘智的《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两书。刘智在《天方性理》中开列出他写书时的“采辑经书目”(即参考书目)40种,在《天方典礼》中又开列“采辑经书目”45种。剔除这两份“采辑经书目”中的重复部分,实得刘智写书时所使用书目66—68种。刘智的这两份书单是研究中国X图籍的最重要资料,近百年来引起世界许多学者的兴趣。而最新的成果是澳大利亚学者莱斯利和瓦塞尔的论文《刘智所使用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史料》[29],他们在桑田六郎研究的基础上,查核了布洛克曼的《阿拉伯文学史》、斯达理的《波斯文献》、布洛晒的国民图书馆《波斯文抄本目录》和胡格的《X字典》,修正了前人的研究,搞清了刘智使用的书目的基本面貌。

根据莱斯利、瓦塞尔的论文和刘智本人对其所使用的每一本书的意译,我们发现,刘智在他的著述过程中使用了不少有关X语文学的书籍。兹将可识者录之如下:

《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10种《鲁把亚惕》,应为阿拉伯文书名Ruba’iyat“四行诗集”之清代汉语音译,刘智意译为《X歌诀》。虽然单凭“鲁把亚惕”的译音和“X歌诀”的意译,尚不能确定其原本,它与前面提到的元《秘书监志》中的“她艾立诗”是同样性质的书则无疑问。这是爱好文学、喜吟诗歌的X人从西域带入的图书。

再如《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40种《米幅他合•欧鲁密》,应为阿拉伯文书名Miftah al-’Ulum“学问之钥匙”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米幅他合”(Miftah),意为“钥匙”;“欧鲁密”(al-’Ulim),意为“学问、知识”。刘智意译为《文钥》。其作者应是逝于回历阴历629年(公历1229年)之波斯学者西剌护丁(Siragh al-Din a. Ya’qubYu. b. a. Behr b. M. b.’A. al-Sakkaki)。这也是一部语文书。

《天方典礼》所列参考书目第44种为《母格底墨•额得壁》,这个译名应为阿拉伯文书名Muqaddimat al-Adab“学问之基础”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母格底墨”(Muqaddimat),意为“前言、基础”;“额得壁”(Adab),言“礼仪、学问、文学”。刘智意译为《字义类编》。应为阿布•哈希姆(Abu’1 Q. Mahmud b.’O. al-Zamahshari)的作品。作者生于回历阴历467年(公历1075年),逝于回历阴历538年(公历1144年)。根据刘智的意译可知,这是一部按字义编排的著作。

《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第39、45种为《索哈合》,它应是阿拉伯文书名Sahah“完整的、正确的”的清代汉语音译。刘智意译为《字正》。虽然单凭“索哈合”的音译和《字正》的意译尚难确定其原本与作者,但它无疑是一部有关阿拉伯文的教科书,可能专讲正字法问题。

《天方典礼》所列参考书目第31种为《特尔林•穆特二林》,它应是阿拉伯文书名Ta’lim al-Muta’allim“求学者之训导”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特尔林”(Ta’lim),意为“求学者、学生”;“穆特二林”(Muta’allim),言“讲授、训导”。刘智意译为《为学须知》。应是不鲁罕丁(Burhana l-Din al-Zarnughi)于回历阴历600年(公历1203年)之作品。从书名和刘智的意译判断,这应是一部初级启蒙书。

《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第2种为《特福西尔•噶最》,意为《葛最〈古兰经〉注》(Tafsir al Qadi)前3部之清代汉语音译。刘智意译为《噶最真经注》。其中“特福西尔”(Tafsir),意为“说明、阐明、注释”;“噶最”(Qadi),意为“法官”。这是阿拉伯语读法的汉语音译,元代通常按其波斯语读法音译为“哈的”或“合的”。据庞士谦介绍,《特福西尔•噶最》为经注学之集大成者,系波斯设拉子人阿卜杜拉•伊本•乌马儿(’Abd al-Allah. Ibn’Umar)所作。作者曾充任法官,因名戛尊(法官)。逝于回历阴历791年。此书为逊尼派中沙斐尔派,趋重文法及文章之构造,而缺少理论。文简意赅,适合研究文学。

从上述书目来看,虽然中国民间X经堂教育兴办语言文字之学的目的,在于讲习、理解和传播X教经典,但纯粹从语言教学的角度来看,X人的波斯文、阿拉伯文教育是古代中国外语教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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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学、哲学与阴阳学

唐、宋时代XX的先民入华时,起先是作为移民居住在中国。除了《古兰经》以外,他们中的知识分子必定带来了一些历史、哲学、阴阳星象书籍。研读自己X祖国的历史,可以寄托对遥远故乡的怀念之情,X哲学既与阿拉伯人所继承的希腊、罗马古典学术有关,也与X教联系在一起,阴阳学则是古代XX风俗的一部分。

目前我们所拥有的有关X历史、哲学和阴阳学的材料,主要是元、清两代所留下来的X书目。其中元代主要是王士点的《秘书监志》所录X书目,而清代前期的则主要是在刘智《天方性理》和《天文典礼》两书中保存的书目。明代的材料暂付阙如,有待于发现。

这里提到的“X历史学”这个概念,不包括我国有关X教入华史的碑刻和X学者以汉文撰写的历史著作,而专指清初以前,我国X所汇集的有关波斯、阿拉伯历史的著作。

王士点《秘书监志》卷7有书名《帖里黑总年号国名》。“帖里黑”乃其原书阿拉伯文书名Tarikh的元代汉语音译,译云“年代、历史”,《X馆杂字•文史门》有“忒洼列黑”(tawarikh),旁注“史”,乃“帖里黑”一词的复数。“总年号国名”是此书名的元代汉语意译,其实X诸国并无“年号”之说。这是一部历史著作,元秘书监存此书3卷(部)。此书既称作“总年号国名”,则说明它应该是一部有关西亚诸国历史的著作。

刘智《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第34和第29种《吉所•密迩剌直》,应为波斯文书名Qisas-i Mi’raj“X登霄故事”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之“吉所”(Qisas),意为“童话、故事、传说”;“密迩剌直”(al-Ma’raj),意为“阶梯、楼梯”,又专指X之登霄。刘智意译为《登霄录》。其作者可能为逝于回历阴历907年(公历1501—1502年)的穆阴(Mu’in ad-Din Farahi)。这是一部有关X教创始人X早期活动的作品,带有传说和神话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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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第32和第25种《吉所•安比雅》,应为阿拉伯文书名Qisas al-Anbiya’“诸圣传”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之“吉所”(Qisas),意为“童话、故事、传说”;“安比雅”(al-Anbiya’),此言“诸圣”。刘智在《天方性理》中意译为《诸圣纪录》,在《天方典礼》中意译为《诸X》。从名称上判断,这是一部讲述X之前X教所承认的其他先知(如耶稣等)事迹的书。

《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35种《特自启尔•奥理雅》,应为阿拉伯文书名Tadkirat al-Auliya’“圣徒传”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特自启尔”(Tadkirat),意为“传记、X”;“奥理雅”(al-Auliya’),即 Wali,“圣徒”之复数。刘智意译为《X贤录》。从阿拉伯文原名和刘智的意译判断,应是一部记载X的主要追随者的著作。

《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第36、35种《设哲尔•拿默》,应为波斯文书名Shajar Nama“世系记”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设哲尔”(Shajar),意为“树、分枝”;“拿默”(Nama),此言“信、笔记、志”。刘智意译为《世谱源流》。这应当是一部记载X世系或其后裔(即所谓“圣裔”)的作品。

《天方典礼》所列参考书目第36种《设尔合•黑咱吸卜》,应为阿拉伯文Sharh al-Madahib“宗教、学说”之清代汉语音译。其中“设尔合”(Sharh)意为“叙说”;“黑咱吸卜”(al Madahib)意为“诸教派、诸学说、诸教义、诸宗教、诸学派”。刘智意译为《教类源流》。《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37种《默咱吸卜》,应为阿拉伯文书名Madahib“诸教派”的清代汉语音译。刘智同样意译为《教类源流》。此书应为《天方典礼》所列参考书目第36种《设尔合•默咱吸卜》(Sharh al-Madahib)之略称。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X学者在对X时代以后的西亚历史知识上,要比同时代的X学者强得多。X人收藏的史学著作大多与X有关。由于宗教观念的限制,X人阅读西亚历史著作的主要目的,是了解X教历史,这就限制了X知识分子的眼界。

X哲学的情况与X史学大致相近,多与X教“认主学”有关,就纯哲学的意义而言的“X哲学”的资料很少有人提到。《秘书监志》卷7有书名曰《艾竭马答论说有无源流》。“艾竭马答”乃其原书阿拉伯文书名Hikmat的元代汉语音译,译云“智慧、哲学”;“论说有无源流”是此书名的元代汉语意译。这无疑是一部哲学著作,元秘书监存此书12卷(部)。从部头上来看,此著作分量很重。大约是一部研究“存在”的书,但其详细内容已不得而知。由于宗教观念的限制,X学者不太注重讨论纯哲学问题。凡是涉及纯哲学问题的作品,几乎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古希腊哲学的影响,故此书很可能是一部古希腊哲学著作的译作。

阴阳学是古代X人世俗文化中很有特色的一部分。目前所发现的这类书的书目主要集中在元代,可见古代入华的X人对阴阳学极为重视。X阴阳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实践性,古代X学者阅读它们的目的就为了运用这一套理论来预测灾福。与我国古代的星历学相似,X阴阳学也把天体自然现象与人间的祸福联系起来,把命运看作自然的意志的表现,所以X阴阳学往往与X星历学有关。X星历学者在元代有时被称为“阴阳人”。

《秘书监志》卷7所著录的X图书中有《阿堪决断诸般灾福》。“阿堪”乃阿拉伯文ahkam的元代汉语音译,译云“命令、决断”;“决断诸般灾福”是其汉语意译名称。原书卷数不明。《秘书监志》卷7有书名《福剌散相书》。“福剌散”乃其原书阿拉伯文书名Farasah之波斯语读法Farasa的元代汉语音译,译云“相术、看相”,《X馆杂字•人物门》有“法剌塞忒”(Farasat)旁注“相士”(第196词),即此。“相书”是此书名的元代汉语意译,元秘书监存此书1卷(部)。看来这是一部根据人和相貌或手相来预卜未来的书。这部书虽今已亡佚,确切内容无法推知,但从元时传入中国,藏于元廷,入明后译成汉文的《X天文书》的个别章节中,还可以窥见这一套学问的大致面貌。《X天文书》第三类第五门《说人生禀性》详细介绍了当主持某人的日月五行处于某处时,某人“发黑,颜貌黄白似蜜色,胸前有毛,眼生得中,禀性润”,或“颜貌如小麦色,发稀身瘦,上下相称,目黑,禀性干燥”,或“容貌白色,有光彩,身体长大,发生得中,美好,目亦生得中,动静安详,禀性热润”,或“容貌淡白,无光彩,发稀直,干燥,目生得中,身矮小,禀性润”等等[30]。

《秘书监志》卷7提到了一种名为《蓝木立占卜法度》的书,元秘书监存此书15部(卷)。“蓝木立”为阿拉伯语Raml书名之元代汉语音译,意为“沙、沙卜”。“沙卜”是阿拉伯人抓沙撒在地上,按其所成形状判断事物凶吉的一种占卜法。“占卜法度”为此书的元代译名。此书部头很大,内容相当丰富。

《秘书监志》卷7还著录了《麻塔合正灾福正义》一书。“麻塔合正”,应为“麻合塔止”之讹。“麻合塔止”(阿拉伯语Mugta;),意为“必需”。这部书的全名可能是《占卜必读》。“灾福正义”,是元代此书名称的意译。《秘书监志》卷7著录的另一种阴阳学书籍是《密阿辨认风水》。“密阿”乃其原书阿拉伯文书名Mir’at的元代汉语音译,译云“镜子”,这是一部有名的著作,全名为Mir’at al-Ghaib,此言“幽玄宝鉴”,“辨认风水”是此书名的元代汉语意译,这是一部讲占卜凶吉的书,元秘书监存此书2卷(部)。

《X天文书》在元时为宫廷所藏,未有汉译。元亡后落入明太祖手中。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下令附元的X人与X文人合作,将它译成汉文,次年刊印成书。这是探究X阴阳学的极重要资料。明代X文人阅此书后,感到“今观西域《天文书》,与中国所传殊途同归。则知圣理精微之妙,充塞宇宙,岂华夷而有间乎”[31]?

其内容分为四类:第一类,总说题目;第二类,断说世事吉凶;第三类,说人命运并流年;第四类,说一切选择。详细分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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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凡二十三门:

第一门,说撰此书为始之由;第二门,说七曜性情;第三门,说七曜吉凶;第四门,说七曜所属阴阳;第五门,说七曜所属昼夜;第六门,说各星离太阳远近;第七门,说五星东出西入;第八门,说杂星性情;第九门,说十二宫分为三等;第十门,说十二宫分阴阳昼夜;第十一门,说十二宫分性情;第十二门,说十二宫分度数相照;第十三门,说七曜所属宫分;第十四门,说七曜庙旺宫分度数;第十五门,说三合宫分主星;第十六门,说每宫分度数分属五星;第十七门,说每宫分为三分;第十八门,说各星宫度分位;第十九门,说七曜相照;第二十门,说各星气力;第二十一门,说命宫等十二分位;第二十二门,说福德等箭;第二十三门,说各宫度主星强旺。

第二类,凡十二门,断说世事吉凶:

第一门,总论题目;第二门,论上下等第应验;第三门,说X征战之事;第四门,说天灾疾病;第五门,说天时寒热风雨;第六门,说阴雨X;第七门,说天地显象之事;第八门,断说天象;第九门,说物价贵贱;第十门,说日月交食;第十一门,说土木二星同度相缠;第十二门,说世运。

第三类,凡二十门,说人命运并流年:

第一门,总论题目;第二门,说人生受胎未生之前事;第三门,说安命宫度备细;第四门,说人幼年时皆有星辰照管;第五门,说人生相禀气;第六门,说人寿短长;第七门,说人内外病症;第八门,说人生智识;第九门,说人风证病患;第十门,论人父母;第十一门,论兄弟姐妹;第十二门,说财帛福禄;第十三门,说人生何艺立身;第十四门,说婚姻;第十五门,说男女;第十六门,说朋友并仇人;第十七门,说迁移;第十八门,说人寿终缘故;第十九门,说人生每一星主几年;第二十门,说流年并小限。

第四类,凡三门,说一切选择:

第一门,总论选择;第二门,细分选择条件;第三门,总结推用此书之理。

此书中所记风俗如今在我国X中已经不再保存,但值得我国研究X古代风俗的学者注意。例如第二类第三门《说X征战之事》中,作者说:“先看交年命宫并四季命宫,坐何宫分。若火、土二星相冲,或二弦照,则有X征战之事。若此二星在四柱宫,则其事尤大且急。”

又如同类第九门《说物价贵贱》中提出:“凡物价贵贱,看各月朔望要命主星”,在此基础上“若宫分是土局,主一切五谷之类;若宫分是水局,主一切水X产之物;若宫分是火局,主一切矿中所产之物;若宫分是风,则干系奴仆、六畜之类”等等。

汉人婚姻论生辰八字,X人亦有类似风俗。本书第三类第十四门《说婚姻》中写道:“凡论人婚姻,男看第七宫,并宫主星;又看金星,又看婚姻箭,并箭主星。女亦看第七宫,并宫主星;又看太阳;又看婚姻箭,并箭主星。已上各星,看何星张旺有力,与命宫,并命宫主星。相照,主婚姻事成,夫妇各睦。若已上各星与命宫,并命宫主星恶照者,婚姻亦成,但夫妇不和。若已上各星与命宫,并命宫主星不相照者,婚姻事难成。”此外,书中还谈到“与有名望之家结婚”、“与豪富之家结婚”,以及“与贫贱之家结婚”的种种预兆星象。

王大虎

刘智《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中亦有数种与X阴阳学有关的图书,例如第31种《密理•特尔比而》,应为阿拉伯文书名Kamil al-Ta’bir(解释大全)之清代汉语音译。其中“密理”(Kamil),意为“完全”;“特尔比而”(Ta’bir),此言“解释”。刘智意译为《解梦大全》,可能是逝于回历阴历约600年(公历1203年)的阿布•法道勒(Abu’l-Fadl Hu.b. Ibrahim b. Muh. al-Tiflisi)的作品。这应是一部讲解梦境与现实和未来之间关系的作品,即我们通常所说之“圆梦”。

《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24种《额合目•克瓦乞不》,应为阿拉伯文Ahkam al-Kawakib之清代汉语音译,意为“诸星决断”。其中“额合 目”,即《秘书监志》卷7所载“阿堪决断诸般灾福”中之“阿堪”,意为“决断” ;“克瓦乞卜”(Kawakib)为阿拉伯语Kukib(星)之复数。刘智意译为《天经情性》,可能与“阿堪决断诸般灾福”是同一部书,应是一部根据星历现象来判断灾福、预言未来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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