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虎

王大虎:伏尔泰与孟德斯鸠的争论

王大虎

法国启蒙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们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从传教士们的著述、行旅的游记和报道等资料中间接地了解了中国。他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中国的制度褒贬不一,甚至引起争论。

孟德斯鸠与伏尔泰都反对X制度,但他们的观察点不同。孟德斯鸠更注重理论,致力于研究事物的本质,而不主张谴责任何国家的现存制度。伏尔泰主张开明的X主义,较为实际,希望从中国的X制度中吸取有益的成分。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都不是孤立的个人,他们代表了欧洲当时思想界对中国的看法。

针对一些传教士对中国赞口不绝的言辞,孟德斯鸠表示反对,他还亲自与旅居巴黎的中国人交谈,证实自己反对X的观点。他写了一部题为《论法的精神》的著作,认为中国虽无宪法,但有道德规范,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道德规范起着宪法的作用。中国人口众多,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一遇X便产生X,君主不得不提倡耕织,兴修水利,实行科举,设置谏官,这些措施虽然限制了X者的权力,但仍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X性质。他了解到中国存在着X、酷刑、弃婴等现象,他认为中国无疑是一个X国家,中国君主根据个人意志对国家实行恐怖X,有权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直至灭族,人民毫无X。

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狄罗德虽然承认中国文化古老,但他指出中国到了近代已经停滞不前,与历史进步的潮流背道而驰。激进思想家卢梭则认为,中国为满族这个少数X所X,人民没有反抗精神,文化再发达,学者再众,也毫无用处。

伏尔泰曾写过三篇论文批判孟德斯鸠,认为中国实行的不是X制度,君主的权力一向受到御史和谏臣的限制,地方官员对死刑的X必经大理寺批准。伏尔泰推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认为中国人讲究容忍、明智,主张既然法国能够向中国学习制造瓷器,就应当同样学习中国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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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法国思想家对中国问题的争论有些像盲人摸象,争论各方都自以为认识了中国。但总的来说,孟德斯鸠一派对中国的批判虽然言辞苛刻,但相对更为深刻些,而伏尔泰的见解则有些浮于表面。然而这场涉及中国制度的辩论却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在西方的影响由于“地理大发现”而大大地加强了。

王大虎

[1]《明史•佛郎机传》。

[2]张维华:《明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

[3]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1,《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

[4]参见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包乐史(Leonard Blusse)、庄国土:《〈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28页。

[6]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7]《明史•佛郎机传》。

[8]《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19,清嘉庆十六年敷文阁聚珍版本,第54页。

[9]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7页。

[10]《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页。

[11]《明史•吕宋传》。

[12]王守仁:《书佛郎机遗事》,《王文成公全书》卷24,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印本。

[13]《明史•佛郎机传》。

[14]《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页。

[15]《野获编》卷30。

[16]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16,崇祯刊本,第7页。

[17]史澄等:《广州府志》卷120《崔奇观传》,清光绪五年粤秀书院刊本。

[18]《明史•和兰传》。

[19]《明史•意大里亚传》。

[20]《清高宗实录》卷10,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6页。

[21]《大明会典》卷113。

[22]Leonard Blusse & Jaap de Moor: Nederlanders Overzee, Franeker, 1983.(列昂纳德•布鲁斯、贾帕•德•莫尔:《尼德兰的海外活动》,弗兰耐克,1983年,第186页。)

[23]《徐光启文集》卷1,《海防迂说》。

[24]参见庄国土:《论明季海外中国丝绸贸易(1567—1643)》,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第36—45页。

[25]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X印书馆1980年版,第664页。

[26]魏能涛:《明清时期中日长崎商船贸易》,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

[27]Leonard Blusse: Tribuut aan China.(列昂纳德·布鲁斯:《朝贡中华》),第41页。此据庄国土:《论明季海外中国丝绸贸易(1567—1643)》,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第36—45页。

[28]陈荆和:《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香港,1963年,第58页。

[29]庄国土译:《中荷交往史》,荷兰,1989年,第41页。

[30]庄国土:《论明季海外中国丝绸贸易(1567—1643)》,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第38页。

[31]黄启臣、邓开颂:《明嘉靖至崇祯间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载《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32]C. G. F. Simkin: 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 London, 1968.(辛津:《亚洲的传统贸易》,伦敦,1968年,第188页。)

[33]Robert Fruin:Verspreide Geschriften,V. 3,Den Haag, 1900-1905.(罗伯特•弗林:《摊开的记录》卷3,邓·哈格,1900—1905年,第398页。)

[34]黄启臣:《清代前期广东的对外贸易》,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5]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5、279页。

[36]G. F. Hudson: Europe & China, 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 London, 1931.(胡德森:《欧洲与中国,远古至1800年双方关系综览》,伦敦,1931年,第259页。)

[37]Royal Antarion Museum, ed.: Silk Roads and Chinese Ships, Toronto. 1983.(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编:《丝绸之路与中国船舶》,多伦多,1983年,第9、24页。)

[38]权汉升:《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卷第2期。

[39]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ed.: The philippe Islands, 1493-1893.(布莱尔、罗伯特森:《菲律宾诸岛,1493—1893》卷12,第63页。)

[40]William Lytle Schurz: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1939.(威廉•里特勒•舒尔兹:《马尼拉的西班牙大帆船》,纽约,1939年,第365页。)

[41]《明史•琉球传》。

[42]《明史•沙瑶、明哗晖传》。

[43]《明史•文郎马神传》。

[44]参见孟凡人、马文宽:《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45]朱龙华:《从“丝绸之路”到马可•波罗——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载《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82—283页。

[46]丁建弘:《“视线所窥,永是东方”——中德文化交流》,载《中外文化交流史》。

[47]同上。

[48]张芝联:《中法文化交流》,载《中外文化交流史》。

[49]庄国土:《论明季海外中国丝绸贸易(1567—1643)》,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

[50]《东西洋考》卷7,第132页。

[51]庄国土:《论明季海外中国丝绸贸易(1567—1643)》,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

[52]《东西洋考》卷5,第94页。

[53]庄国土:《论明季海外中国丝绸贸易(1567—1643)》,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

[54]《明史•意大里亚传》。

[55]张芝联:《中法文化交流》,载《中外文化交流史》,第57—58页。

[56]蹊乃克,为阿拉伯语’aink的对音,与上文提到的“优逮”为同名异译。

[57]乾隆本《虎阜志》卷6。

[58]参见王锦光、洪震环:《中国光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57—159页。

[59]卢央、薄树人、X沂、X民:《明〈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简介》,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401—408页。

[60]方豪:《中西交通史》(四),台北,1977年,第213页。

[61]《地球图说——附“坤舆全图”》,清剩本。

[62]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9页。

[63]参见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第1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2页。

[64]朱龙华:《从“丝绸之路”到马可•波罗》。

[65]佟屏亚:《农作物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66]佟屏亚:《农作物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67]翟乾祥:《华北平原引种番薯和马铃薯的历史》,载《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237—248页。

[68]翟乾祥:《华北平原引种番薯和马铃薯的历史》,载《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237—248页。

[69]佟屏亚:《农作物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37—42页。

[70]佟屏亚:《农作物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112页。

结束语

大海在航海没有发展起来之前曾经是各地人民交往的障碍。但随着人类航海科学的发展,它逐渐变为通途。在西方殖X义者东来以前,海上丝绸之路曾是和平的通路,是亚洲各国人民以及东方与西方之间交流的主要渠道。除了元初13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20余年间,蒙古X者对日本和占城、爪哇发动的征服战争,以及明朝中期中朝两国对日本的海战以外,在长达2000余年的历史时期内,亚洲国家之间、亚非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海上冲突。各国人民利用条条海上通道通商、交往、旅行,传播文化、宗教。

中国在古代世界上堪称文明之邦。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中心相距遥远,中国是远东地区的文明中心,其文化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在从汉代到清初长达近2000年的时期内,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着主要的文明输出国的角色。但我们切不可因之认为,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只有输出,没有输入。文化交往与物质交往一样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

中国自古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中国人向印度学习了佛教,使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还吸收了许多随佛教一同入华的世俗文化和科学技术。今天佛教在印度早已消失了,但在中国和东亚、东南亚许多国家却保存下来。中国人民在与异域的交往中也学会了使用香料,今天当人们看见寺庙中香烟缭绕时,恐怕不会想到这是一种来自外国的习俗。

王大虎

欧洲人东来以前,中国人在中外和东西方交往中长期扮演着主要角色。地理大发现以后,殖民X和压迫相随而来,中国人在东西方交流中的作用减弱了,但海上丝绸之路并没有中断。欧洲人“发现”了东方,东方的产品如丝绸、茶叶、瓷器等大量X世界市场,欧洲工业品也大量输出到东方,世界环球航线的开辟使东西方之间的交往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将使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也会对他国人民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新时代的中外交往是历史上中外交流的继续。海上丝绸之路不但是亚非各国人民和东西方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也将是今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的通途。这条友好交往之路在历史上曾经造福于各国人民,我们相信它在将来必定会变得更为宽广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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