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虎

王大虎:王金南:环境健康拐点何时到来?

王大虎

中国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这“三座大山”。根据耶鲁大学的报告,我们GDP总量从2004年的第四增长到现在的第二,但是我们的EPI从54分下降到43分。新常态下依然是老问题。我们最近做了关于大气容量的研究。得出结论:只有海南是有环境容量的,绝大部分省份环境容量超载。如果要达标,污染物必须削减70%左右。以我们每年的治污节奏看,需要多少五年?有的甚至需要八个五年。任务非常艰巨。

未来的环境变革,一是环境目标要民生化,不要搞得太学术太官僚;二是国民经济绿色化;三是长效机制制X;四是环境保护法治化。再就是,环境治理必须运用更多的激励手段。目前我们采用的手段已经出现了边际负效应,需要引入更多的市场激励。治理主体要多元化,而且环境保护必须有全球化视野。

提到拐点,必须甄别的是,这个拐点是指的排放水平还是影响?从排放量来看,目前判断就是2о30年前后,排放量进入平台期、但是对环境健康的影响没有进入这个平台期。我们不能等到人均两万美金的时候再去关注和解决这个问题。

 

 

杨功焕:以信息公开促拐点到来

 

一些环境专家都认为,最糟糕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环境拐点远远没有到来。

世界银行给出了绿色发展模式,但事实怎么样?我认为,虽然拐点和经济有关系,但拐点不是自然而然能够到来的。环境制度的变革,才是拐点到来的前提条件。很多欧美国家在修改环境立法时,强调公民的权利,而不仅仅是X的管理。我想强调的是,如何保证公民的权利?如何做到环境信息公开和民众监督?以雾霾为例,老百姓对雾霾的关注度超乎寻常。对于PM2.5的信息披露,有些地方成为空气民众运动,可以倒逼X建立一整套环境监测系统,向大众公布。

再说说水的问题。在全国,水污染面临的挑战非常严重。以环保部设立的目标来考察,我们差距很大。那么该如何做?其中一条是促进环境信息公开。我指的“信息”是非常准确、具体,针对某个特定地方的信息,可以让当地老百姓能够知道他那里情况到底怎么样。

这与我们的政策存在冲突。比如说,国家规定行政机关公开的X信息,不能违背经济、社会安全等,那么很多信息事实上是不能公开的。举个例子,淮河流域在1997年—2005年,一级支流的污染比干流要严重,二级支流的污染比一级支流更严重。在2004—2006年时,上游有些地区已经出现癌症高发区。这样一个信息,要很多年后才能披露出来。在淮河流域这些地方,老百姓和X知道这个情况的有多少人?实际上他们都不清楚,可能也就学界知道这一点。

信息有效公开,是促进拐点到来的最关键因素。只有对污染监管形成强大压力,推动调方式转结构,促进企业升级改造,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使环境拐点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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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雾霾元凶

 

中国多数大中城市近年比过去有了更多的灰霾或雾霾。在媒体宣传下,不少公众几乎能背出PM2.5的五大来源:机X尾气排放、工业污染、燃煤污染、施工扬尘以及外来污染。

这不是中国空气污染答案的全部。

国内多位科学家告诉财新记者,还有一个重要污染源,一直被社会忽视,却是中国空气污染拼图中极重要的一块,更是PM2.5指数被持续推高的重要密码——氨气污染。

氨,NH3,无色气体,恶臭,极易溶于水,是制造化肥、X的重要原料。氨与酸反应生成的铵盐,其质量浓度是科学家衡量氨对空气以及PM2.5影响的方法之一。

最主要的两种铵盐——X铵、硝酸铵——在PM2.5中的占比能有多高?多年从事PM2.5源解析研究的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王跃思对财新记者披露称: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在轻污染天气中,两者的质量浓度总和大约占PM2.5的20%以下,但在重污染天里,则剧升至40%以上。

更多学者的研究支持这一看法:重污染天气中,X铵、硝酸铵的质量总和约占PM2.5的40%-60%,越严重的污染天气,比例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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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让人掩鼻的坏空气中,氨是PM2.5中绝大多数二次颗粒物形成的根本原因。

这要从PM2.5源解析说起。PM2.5成因复杂,既包括燃烧烟尘等直接排放的一次颗粒物,也包括污染物在大气中进行化学反应后生成的二次颗粒物。二次颗粒物正是静稳天气时形成灰霾的主要贡献者之一,是空气治理的最大难点。

二次颗粒物在PM2.5中所占比例随季节变化而不同,冬季约占30%-40%,夏季约60%-70%。X铵、硝酸铵等铵盐是二次颗粒物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X铵、硝酸铵等的形成,需要空气中有足够多的氨气。问题由此而生:中国空气中大量的氨气从何而来?

学者指出,中国农业大量施用氮肥以及持续扩大的禽畜养殖业是氨污染的最大来源,城市周边工业氨排放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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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宇等人的研究发现,2006年中国的氨排放总量为980万吨,已经超过北美与欧洲的总和。并且,在过去X间,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氨排放国家。

另一项权威研究来自哈佛大学的F.Paulot等人。他们对2005年—2008年的全球氨排放监测显示,中国每年的氨排放量约为1020万吨,美国约340万吨,欧盟约为376万吨。

2013年,F.Paulot和同事在《环境科技》杂志发表论文称,仅统计美国食品出口,食品生产过程中每排放1公斤氨会造成约100美元的经济损失,年损失总额约为360亿美元,与此相比,美国年出口食品净值仅为235亿美元。

恶劣空气已在中国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室外空气污染致死、致癌、致病,已为科学证实。作为空气污染重要推手的氨污染,无疑是又一大健康威胁。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尽管中国近年开始走上环境治理之路,但氨污染并不在治理之列。

在中国空气治理的全国布局中,控制燃煤总量,提升油品质量和机X排放装置,加强工厂脱硫脱硝,综合整治城市扬尘等被摆上重要位置,而氨污染仍处于学术研究阶段。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大气污染与控制教研所所长王书肖告诉财新记者,研究表明,如果氨排放从2006年至2015年保持和以前一样的增速,“十二五”期间控制二氧化硫带来的颗粒物浓度的削减,会被氨排放增长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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